格绒追美的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化反思

   文学作品对固有民族劣根性的反思是民族作家自觉性的天然基因，藏民族在经历沧海桑田的百年巨变之后，正抖落着历史的风尘，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与高度行进。青藏高原渐渐拂去了那层神秘莫测的面纱，已经没有了大卫•妮尔那时候的激动，没有了洛克路上的惊奇，也没有了当初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的神异和阿来《尘埃落定》的那份惊喜。一个与时代平行的创作时代来临，作家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文化身份的塑造，对人的心灵的剖析和困惑的宣泄。格绒追美在《青藏辞典》说：“格绒追美，一个藏族人的名字。他隐含着一个怀揣文学之梦却时时被现实生存、自我小利、社会面子的困境中挣扎的人生。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卸掉那些身外之物，倾心于灵魂的道路，他到有可能成就一番文学艺术的事业。”当这千年的印迹伴随着起伏的沧桑迤逦而来时，看他的心历路程，在大格局的社会变革，历史演变中，个人在社会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不是容你想得通还是想不通，统统是按照历史的规律自己在发展。“当我冲破思维的迷障之后，我终于豁然开朗：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要冲破国界、种族、地区的界限，写出‘人’、写出‘大我’、探索人类的命运------理所当然，布谷鸟的歌唱永不能离开自己生长的河谷，否则，小溪终将无法汇入大海，幼树难以成林，难以擎起一片蓝天。”

   通过超越“法规”的语言重构获得一种新的文本表现力是格绒追美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藏族古代文学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在他语言文字构建上得到发展，《格萨尔》、《佛国游记金卷书》、《罗摩衍那》、《云使》等这些经典文学的语言表述方式在他文学作品的借鉴与升华随处可见，总有意想不到的美感，有借助汉语词语无法表达的效果。哈达、珍珠、莲花、经幡等等，这些藏地特有的吉祥物质符号的运用增添了文学美化效果，格言、寓言等元素丰富了作品的思想性。譬如《掀开康巴之帘》他说语言：“数千年来，从祖先嘴里流淌出的是山泉、珍珠般充满诗意的语言。这语言据说得到过神灵的加持。充满弹性，灵动，如珠玉扑溅，似鲜花缤纷，常常让人心醉神迷。特别是说唱雄狮大王格萨尔的传奇故事时，那语言的魔性像一片云雾罩在你整个身心之上，使你飘盈在神话的云烟中。”在《隐蔽的脸》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显著。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这是读追美作品的感觉。语言由传达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化，简单总结他的文学作品语言文字中华丽、流畅、秀美，就像面对一位“心仪的姑娘”。具体表现在“五美”，即意境美、抽象美、才情美、节奏美、寓意美。意境美是指通过他自己的独特语言，描绘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青藏高原诗画。如《隐蔽的脸》写绕登：“铺开垫子，绕登就整日坐在垫子上面晒太阳。啊，阳光是多么温馨暖和，把他的心都照得暖洋洋，舒坦极了……这时梦一般的笑影从他嘴边掠过，阳光将他心底的阴影洗净了，将他的内脏也剖开了，还把他带到岁月的长河中，使之渺小起来也超然起来。”虽是老人在阳光下慵懒状态，但通过油画或者说是摄影构图般光影的美，仿佛老人的形象就在眼前。

   格绒追美文学作品创作中对文化元素的运用，是对传统文化过滤中超越本身价值密码的破译。格绒追美在创作中对藏族文化的熟悉程度令我惊讶，我想这源于他从事旅游、文化工作期间的素材收集， 对民间传说、宗教格言、民间谚语、歌谣颂词等元素的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往往是一气呵成完成创作，从早期的作品《掀起康巴之帘》就可以有明显的体会。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青藏辞典》不正是现代版“传说”的构成？

   如果硬要归类，格绒追美的小说应该是乡土文学类。乡土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对人们尚未熟悉的社会的密码破译、解读。以《隐蔽的脸》为例，他在小说中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不遵守道德法则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正如他在《读格绒追美的长篇小说<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一文中所写：“无论是活佛、头人、僧人还是村民都经历了属于自己的苦难。随着活佛庞措翁青预感到另一个时代不可避免地来临，在醉酒癫狂中圆寂，有着悠久传统庞措活佛系统断代了，以至于后来定姆出现了三个庞措活佛；杨洛桑带领工作组捣毁了佛像和圣迹，老喇嘛格绒泽仁被迫还俗。而头人的苦难来自大小头人之间因为各种利益相互仇杀、报复，当多吉头人以传统仇杀的方式，企图用匕首和鲜血阻挡历史的车轮进而粉身碎骨，则展现了头人们精神上的悲剧和苦难。”

其次，他哲理般的思考和表述表达了超越民族和个体之上的愿望，在人与神互换互动中更换视觉，以不同的时空概念和思维逻辑，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他在讲《隐蔽的脸》时也这样说:“带着悲伤切断了定姆这根脐带后，神子的眼光放宽了，神子奇迹般地涅槃了，他融入了更大的文化历史时空当中，无疑神子将找到自己新的存在，他继续踏上了寻找归宿的旅程，而归宿就在前方浩瀚如海的时空中，尽管对神子而言，那或许又是一张隐蔽的脸，但对归宿的寻找将永不会结束，即使一次寻找失败之后，下一次寻找将会让神子进入更加浩瀚壮阔的文化时空，寻找将继续，时空永远呈现着开放的姿态，等待着人类进入。”

   再就是在展现故乡在时代变革中价值的失落，批判复仇等陋俗的时候，仍然抑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在这些段落中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河谷的村庄像一朵幽闭的花朵，再次催生出滔滔岁月之河和历史的风波，而麻风也像人脸上的雀斑正潜滋暗长。”

    他从上述三个方面，又对故乡进行了完整的生命密码解读。青藏高原生命密码是超越肉体之外的精神世界——灵与魂，通过神子来破译。《隐蔽的脸》神子通过神灵和凡人双重之眼，透过一个村庄，讲述巨变，剖析灵魂。 灵魂好像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它总是在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这种对理想境界的渴望从何而来？柏拉图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他推测，灵魂必定曾经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生活过，见识过完美无缺的美和善，所以，当它投胎到肉体中以后，现实时间里德未必完善的美和善的东西会使它朦胧地回忆起那个理想世界，这即使它激动和快乐，有使它不满足而向往完善的美和善。他还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灵魂和肉体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肉体会死亡，而灵魂是不朽的。有人解读柏拉图式在讲一个寓言：人的灵魂渴望向上，就像游子渴望回到故乡一样。灵魂的故乡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只要生命不止，它就永远在思念，在渴望，永远走在回乡的途中。这也是帕斯卡尔所追问的问题：人是怎么会有一个灵魂的，这灵魂又是怎么会寄寓在一个肉体里的？所谓灵魂，也就是承载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内在空间罢了，正如“神子”这个符号。藏民族生活在世界屋脊，在精神世界里他们是以牺牲肉体的办法来拯救灵魂，灵魂是可以转世，这是他们的精神生活的真正所在地，在追美的小说里，每个人最内在深邃的“自我”直接面对永恒，追问有限生命的不朽意义，探讨善与恶，即没有对善与恶作简单的定义，而是在小说的现实过程当中，让人性的过程在欲望、挣扎、毁灭、堕落、重生中实现出来，在终结的意义上，定义善与恶。

   《论语》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性，每人都想掌握，但又那么难以琢磨 ，面对好多事，真渴望自己有双可以看透人心的眼睛。《隐蔽的脸》其实就是人性的解读。任何人可以变成魔鬼，也可以变成菩萨。

   格绒追美的作品是灵魂的书写，是孤寂的灵魂在反思中拷问寻求对社会价值构建的超越。每次细读读格绒追美的作品，不知觉会用他的代表作《隐蔽的脸》与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西藏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骚动的香巴拉》等作品对比，他们在神秘主义叙事解读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地借鉴，再结合本土厚重的传统文化，将人物置身于西藏历史变迁的背景中，通过这些人在不同立场中的不同表演，反映动荡社会中当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面貌，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既带有神秘虚幻色彩又带有现实厚重感的历史画卷。吴义勤、王秀涛在《人神共游 史诗同构 ——评格绒追美长篇新作<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就有精辟的论述：“ 《隐蔽的脸》具有宏大的历史格局，以民族史诗的形式表现了较长的历史时段内西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迁，集中反映了藏区在现代化冲击下变动的历史过程。小说共分为三部分：风轮、风语、风马，描写了从土司统治时期、解放和革命时期到经济开放时期西藏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图景和时代性特征。西藏地区的历史变迁主要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而发生的，尤其是在第二部和第三部中，新的政治、经济力量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冲击，使得藏民原有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动摇，藏民对这种冲击产生的反应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区精神、信仰的变动。”“现代化的教育体系、物质形式的出现改变了藏区的生存和生活形式，但同时也导致了前面所提到的信仰体系的崩溃。但值得注意的是藏区历史的现代化历程因其历史的特殊性而呈现出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地域性特征，即有关自然、神性、信仰的因素以及原有的生活方式在外部冲击下仍然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并未被现代性的车轮完全碾碎。藏民内心深处的信仰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批斗高僧俄扎的会上，格绒在众目睽睽下，给了俄扎一耳光——‘嘶啷啷’的响（可以透心的形容），那些心软的妇女，装作擦汗的样子，悄悄拭去眼眶里的泪花。看到对俄扎更严重的伤害，‘有的人发出尖叫声，有人闭上眼睛，嘴里低声喃喃呼着某位菩萨或活佛的名字，更多的人觉得眼前一黑，像一片乌云突然飞临。’可以看到，藏民对暴力的排斥、对高僧的尊重仍然是原有信仰发生作用的体现。”“如果说，政治权力的介入只是改变了人们的价值体系的话，经济风潮的来袭则使得人们的信仰体系产生了严重的动摇。一方面，‘大家奔涌到物质财富繁华之地’，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力量也逐步渗透到藏区。杀死庞措活佛的昂翁回到村里收购松茸，庞措家族的余脉已生不起怒火来，人们眼里‘映现的仍是那黑色的鼓鼓的包，里面仍然装着一沓沓大钞”。昂翁在人们的眼中，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变得高大、神奇起来。随着收购的老板越来越多，在村口形成了一个松茸市场，时间一长，村人原来‘提着颤巍巍的胆儿’，现在发现是可以提价的，可以选择卖给出价高的收购者，而且村人把卖松茸的时间故意拖到天黑，一来总有人憋不住会开价，二来趁着天黑在电筒光下有着很多虫眼的松茸可以蒙混过关。‘过去卑微的乡下人一下子变得高傲起来，他们每人背着一个小包或背篓在乡政府门口走来窜去，城里人得低声下气地请老乡们将菌子卖给自己’。市场经济的很多法则与藏民原有的道德信念存在着对立的地方，但前者作为新的社会潮流使得市场经济主导下的金钱、利益成为很多藏民新的信仰和追求。”这些解读已经超越笔者的理解，是对他作品完美的诠释，更是对他社会态度、认知超越的解读。

他在《青藏辞典》中说：“《隐蔽的脸》这是一本关于‘神子’的小说，很多人把它当成魔幻现实主义之作。也有人在其中看出了我的经历，说这是一本虚幻结合的小说。主人公是半人半神，或许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对于我而言，那是真实的事件，没有任何魔幻和神怪。”这点可以看出，他和其它少数民族作家一样，对整个藏区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变迁和生长，过往和现状给予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在《青藏辞典》中他还有很多的解读，在《贿赂》中看到人性的幡然悔悟；《财神》中观修财神者“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婪；《祸根》战争和暴力的祸根在于人，人心，而非科技。拷问人欲望的贪婪与残暴；《秘情》里的止与《乞丐》里的纯都有让人思考的空间，他在以民族的自觉性，用魂的书写，以深邃的目光透视生活的本质，从社会的角度理性的思考对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心理进行反省。能够站在较高的层面上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的开掘，并做出清醒的审视和认识。

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论藏民族还是任何民族都不能够逃离文化意识的差异和斗争，在追美的作品中有它巨大的包容性，不同的生活方式、民族群体、地位层次与传统文化养育而成的人们不同的性格、气质、心态等，对待伦理、道德、人生价值观都有不同的认识。比如《隐蔽的脸》中的多吉、旦巴、昂翁、杨洛桑、呷嘎老人、拉吾、普措和梅朵不同的心理活动、生活轨迹，构成对康巴自然、人生、历史、伦理、爱情的思考、反思，拷问寻求对社会价值构建的超越，并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深刻的揭示。（范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