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网记者 王朝书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要，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当今，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力以赴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其有效途径便是，法治成为国家及人民的信仰。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这一任务被写进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两步走”的构想。从那以后，四个现代化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民自觉行动的口号。
四个现代化建立在对“现代化”一词理解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认识，是渐进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还应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1987年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取代了“四个现代化”。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14年，习近平在继四个现代化后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进入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的关键。
纵观人类历史，现代社会是人类文明一次高度的结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古代社会其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军队、王法及顶层的皇权；近代社会其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军队和警察、法制及顶层的国家政权；现代社会其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即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与以宪法为根本的法治。
在古代社会，因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均一雷同，因此，能组织大规模人力、物力以抵御天灾人祸以及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应运而生。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与欧洲启蒙运动，掀起了世界近代史波澜壮阔的宏伟篇章。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作，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从生存压倒一切的命运中获得了根本性的解放，个体独立的人的意识以及法的精神在公民中得到普及。古代社会的王法及专制皇权，在近代，被法制及国家政权所取代。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拉开了人类现代史的序幕，人类在灾难和梦想中，随后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政治运行的基本方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核心在于终结人治，开启法治。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均付出过惨痛代价，但终究探索出了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法治之路。1949年，体现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成为中国法治道路的原点。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行，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从过渡期走向成型期，并奠定了依宪治国的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重启中国法治进程，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截至2014年3月，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已经达到242部。一部部涵盖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律在宪法的指导下，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而，“文革”时期，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免于冤屈的惨痛警示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是：党与法的关系。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决定》中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标志着，“党要守法”，成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识。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对党与法的关系，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来自于人民，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此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也是相互依存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的领导体现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2014年12月4日，13亿中国人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首个“国家宪法日”将“法治成为国家信仰”作为主题。法治成为国家信仰，意味着宪法的权威必将深入人心，且内化为“有法必依”的公民道德，外化为“执法必严”的社会习俗，凝聚为“违法必究”的法治共识。法治成为国家信仰，意味着人的时代的全面到来，意味着我国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全面开启法治。如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会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