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向东

张玉琢提着一瓶酒进门时，父亲刚把菜炒好。他边端菜边说：“我说你咋还不过来。”张玉琢说：“店里一个老人剃头，完了才出门。”摆好饭菜，母亲说：“瑜儿，吃饭了。”宋瑜毫无声息地坐到桌边，端碗就吃。张玉琢拧开那瓶酒说：“今天尝尝这个，现在大家都爱喝这个。”父亲接过酒杯说：“以后你就别买酒，我来买。”张玉琢笑着说：“没事，今天生意还行，有十多人剃头呢。”我们都没注意到宋瑜低落的情绪，她埋头刨饭，也不夹菜，这时候，她忽然小声对张玉琢说：“纺织厂快倒闭了。”张玉琢显然没听清，她再次说了一遍，张玉琢扬着头说：“没事，我们不还有自己的理发店吗。”他和父亲喝上了酒，两杯后，他们情绪高涨，谈到《水浒》，谈到宋江的好与坏时他们争执起来，父亲坚持认为宋江是个窝囊废，一帮铁兄弟的死都怨他。张玉琢说，应该仔细分析宋江的行为，宋江小孝为家，大孝而为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值得称道的美德，如果历朝历代多有点这样的人，中国早就强盛起来。两人互不相让，各有其理。他们在激烈争论，一直没有声息的宋瑜又说话了：“我快没工作了，我们该怎样过下去？”张玉琢应和着宋瑜说：“小事一桩，饿不死人的。”父亲也点着头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他们回到《水浒》的话题上继续争论，他们没看到那时候宋瑜不转眼地瞪着张玉琢，手里捏着他的酒杯，照着他青筋毕露的腮帮上猛扔了过去，父亲和张玉琢的声音瞬间就止住了，屋里出奇的安静。

“这个家都快没法过下去了你还说国家大事。”宋瑜哭着说。

张玉琢的脖子梗在那里收不回去，他也没拭去泼洒在脸颊上的酒，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地上的某一点，随时迎接着宋瑜的第二下敲击。在宋瑜又操起一只碗时，父亲拉住了她的手，母亲也跑过来把她抱住。张玉琢仍然坐着不动。

“你才是个窝囊废，啥本事也没有，整天只知道吹牛。”宋瑜哭着骂道，一脚又把饭桌给踢翻了。我和母亲架着宋瑜的手臂，把她拧到寝室里，她的寝室除了没铺被子一直没动过。

张玉琢先走了，父亲让他先回家去。那一夜，宋瑜哭了很久，后来父母亲领着张祥睡下来，她就睡在曾经的寝室里。那一夜我听见她辗转反侧叹着气，也不知过了多久，她啪地拉亮电灯，又下了床，然后我就听到她轻轻敲响我的门。她披着一件外衣坐到我床边，她看着我，一手抚了抚我的脑袋，没头没脑地说：“不知不觉地你就长成大小伙了。”

我嘿嘿地笑了笑，听她继续说：“你要好好替家里争口气啊。”

她很慈祥地看着我，她的目光像母亲一样充满爱意。

纺织厂倒闭的传言后来不再影响她的情绪，工友们每天谈论这样的话题，一直延续到一年之后，纺织厂还没倒闭，还有一批一批的织品要赶，宋瑜的工资也比过去高了些。她和张玉琢仍来家里吃晚饭，张玉琢仍和父亲喝酒，争论永远也没有结果的话题。这一年，我参加了高考，八月的一天，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个下午，邮递员喊收信时，宋瑜跑去取了信，我们听到她在外面尖声叫喊起来，听不清楚她喊什么，我们以为又出了啥事，匆匆跑出去。我们看见她实际上是对着整条街道，对着街坊邻居喊：“我弟弟考上大学了！”父母亲拿着通知书看了看，转过眼来看我，他们的眼睛都很亮。我父亲说：“一不留心杰儿已是一个成熟的大男人了。”我母亲说：“这个不爱说话的娃娃倒让我们省心。”宋瑜依然声嘶力竭地喊：“我弟弟考上大学了！”街坊邻居们纷纷出了家门，他们将宋瑜围住，她兴奋得满面通红，像考上大学的那一个是她自己，她对围观的人扬起那信封，不停地指着我说。康定人爱凑热闹的习惯延续至今，认识的不认识的随着宋瑜的手指都看着我，他们点着头，伸出了大拇指。那一刻，我忽然发现自己也喜欢这精彩，喜欢众人把目光投在我身上，我在大家的称赞中惬意地低着头，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接受大家的指责，我知道自己怕羞，不爱说话，而这对于短暂的精彩来说是致命的。

回到家里，我才看清考上的是一所成都的师范学院。算算时间，离去学校报到不过大半个月，待在家里，竟有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情绪牵绊着，特别惆怅伤感啥的，看见父母、姐姐乃至姐夫张玉琢都觉得异样的亲切。又对未知的全新的生活充满向往，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让我更为消沉。那几天，家里人处在兴奋中，不仅为我，更为一个客人来到了家里，他是上海人，母亲的同学，比母亲要小七八岁，银行校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边远地区，就给分到了新龙县，干了十多年，觉得一辈子待在大山里窝囊，索性辞了职，想回上海发展，路经康定，要耽搁几天办手续，就寻到母亲了。

他叫乔毅，我们更习惯叫他上海人，微胖，但个头高，脸上的皮肤像女人一样嫩白。他也喝点酒，听父亲和张玉琢的争论，争到激烈的时候，他就也参与说话，父亲和张玉琢同时点着头，赞成他的意见。有时他也讲起上海，他的声音又细又尖，他爱说啊啦上海，他讲小弄里，讲他的童年，他说上海的大，上海的好。父亲说：“你离开上海这样久了还会说上海话？”听这话上海人乔毅就有点得意，他叽哩咕哝地说了一通，又自己翻译说：“唉！乡音难改，这里到上海的距离像从地球到月亮那样远，这样远的距离让人感到孤独，好在还有这口上海话陪伴着我，一个人闲着时，我就自己对自己讲上海话。”

宋瑜不喜欢上海人乔毅，他说话时，她就皱眉头，母亲看出了她的讨厌，吃过饭和她躲到厨房里闲谈，不时听见上海人乔毅尖细的声音，宋瑜噜噜嘴说：“看他那得意的样子，真讨厌。”母亲说：“他人就这样，其实是挺好一个人。”宋瑜说：“我讨厌上海人，凡是内地来的人我都讨厌。”母亲笑起来说：“别人没招你，你也不熟悉人家，你讨厌啥。”宋瑜说：“他们一个个假惺惺的，你真到上海，他才不会这样对你呢，只装着不认识，能和你打招呼就算不错。”说着说着，宋瑜生起气来，小声骂道：“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看着都让人恶心。”正说着，上海人的声音没有了，张玉琢的声音又响起来，很生硬地咬着文嚼着字。宋瑜说：“又来了，又来了，我都不知自己怎样想的，和他结婚。”母亲劝慰说：“不管和谁，女人终究要结婚。”宋瑜很突兀地问母亲：“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有意思？”母亲不知该怎样回答，想了想说：“人人都这样过。”“我就不愿这样做。”宋瑜忽然提高了声音说。母亲忙竖起食指嘘着说：“小声点！”“我不怕的。”宋瑜虽然这样说，声音却也小了。张玉琢的声音再次传来时，宋瑜猛地站起来，“我得走了，上海人讨厌，张玉琢也讨厌，我受不了了，我回去睡觉。”说着，她就领着张祥回家去了。

母亲说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到时候可以和乔毅一块走，又托他送我到学校。乔毅爽快地答应了，算时间才发现他得多等几天，母亲说没事，你就在家里待着，去了上海再进来就难，这几天可以好好逛逛跑马山、木格措。乔毅说：“得多麻烦你们几天呢，不好意思。”母亲笑着说：“客气啥，是我们麻烦你，要你多耽搁时间，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呢。”父亲由于这晚饭的气氛很合他的意，他也兴高采烈地说：“多玩几天，都不要客气。”

父母去上班，乔毅就独自在街上闲逛，逛到大礼堂，见摆着两桌台球，台球在康定出现不过几天。这项活动后来风靡了整个西南，边远的乡村，甚至在牧场上，你什么都看不见，却能看见台球和打台球的人。那两桌台球摆在大礼堂里，阳光照耀着绿色的桌布，围观的人有百十号，却没人动手去试试，谁愿意丢丑啊，这样的新玩意，弄不好就会被当成笑话在康定传开。老板竭力吆喝着：“来啊，来试试，很好玩的。”说着，他拿起球杆，蹲下去，把球杆扛在肩上，打枪一样瞄着，然后捅出去。没人试，老板就有点沮丧，无奈地再次蹲下去，把球杆放到肩上。这个动作终于吸引出一个藏族人，不就打枪一样吗，打枪可是拿手戏，想来这也难不到哪去。这个一脸黝黑的汉子挤出了人群说：“打一盘多少钱？”老板兴奋起来，终于有人肯出面了，点着头说：“你赢了不给钱，输了，给两角钱。”汉子拿起球杆，也蹲下去扛到肩上，两人打来打去，都极难进球，那一盘球用了近一小时，总算老板要对台球熟一些，九颗球他打进了六颗。黑脸汉子掏出两角钱交了，站到一边看着台球想不过。老板收钱的时候倒不是为做成第一笔生意高兴，他为他的球技骄傲，神气活现地把球杆扛到肩上，像要给大家炫耀一样自己开打起来，边打边说：“来打啊，不会的我来教，包你会，一盘两角钱。”乔毅看着老板打球就笑起来，直摇头。边上的人见了，忙说：“你去给他打一盘，杀杀他的威风。”乔毅摆着手。台球老板也注意到他了，挑衅地拿着球杆说：“来一盘？赢了就不收钱。”乔毅还是摆手。老板把球杆递过去说：“输了只收你一角钱。”边上的人也跟着叫开了：“打吧，打一盘试试。”乔毅拿起了球杆，当他拿着球杆伏到台上时，所有人都惊呼起来，他根本不把球杆扛在肩上，而是放在腰际，一手在腰后轻握球杆，一手在台上支撑着，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就看击球的结果。开了球后，他顺利地击打起来，第一个球进袋时，大家都欢呼起来，其间一个女人的声音尤为突出，乔毅扭头看了看，发现了人丛中的宋瑜，他微微一笑，非常含蓄，宋瑜一脸激动，对边上人说：“他是上海人，我家的客人。”后来，每一个球进袋，边上的人都会高声叫好。一盘球他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解决了，老板一球未进，但不服气，把球摆好说：“再来。”再打，连着三五盘，老板终于泄了气，把球杆一放说：“不打了！”乔毅也放下球杆，口气温和地说：“你那样不对，动作都不对，打球得取角度。”边上的人说：“来呀，继续打。”老板哭丧着脸说：“再打，我只有喝水过日子了。”宋瑜奔上前说：“打吧，输赢都算我的钱。”老板终于高兴起来，拿了球杆，认认真真向上海人乔毅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