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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梅与作诗

甘孜日报    2022年08月26日

◎朱美禄

也许是受中医影响,古代中国人有吃什么补什么的信仰。为了写好诗歌,“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云仙杂记》中的这则记载未必真实,张籍作为唐代著名诗人,其文学成就也不是靠吃什么喝什么得来的,但这并不妨碍古人对吃啥补啥的执着。

除了取前贤诗卷焚烧吞食之外,古人更是相信多吃梅花就能写出清新超逸的诗文。据元代韦居安《梅磵诗话》记载:“杜小山耒尝问句法于赵紫芝,答之云:‘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赵师秀,字紫芝,南宋诗人。他这几句话说得俏皮,戴复古评价说:“虽一时戏语,亦可传也。”其实,这几句话不仅可传,还成了一种另类的创作指南,被广泛地付诸文学实践。

这在诗歌中可以略见一斑。南宋刘翰说:“小窗细嚼梅花蕊,吐出新诗字字香。”林希逸说:“炉熏柳叶同清话,酒嚼梅花几赋诗。”陈著说:“醉里送君何所有,嚼梅花碎写成吟。”明初释宗泐也说过:“细嚼梅花和新句,屋头月出如冰轮。”可见在古人看来,咀嚼梅花与诗歌创作是有内在联系的。退一步说,即使咀嚼梅花与创作的关系在诗歌中还可以悬拟的话,那么在自传中无疑就具有了很高的可信度。明代胡应麟在《石羊生小传》中说:“隆冬盛寒,于雪中戴席帽,着高足屐,行危峰绝壑,折梅花满把咽之。当其为诗歌,冥搜极索,抉肾呕心,宇宙都忘,耳目咸废,片词之会,手舞足蹈,了不自禁。”胡应麟号石羊生,他为自己所作的传记,有类于自画像,其中暗示了咀嚼梅花和诗歌创作关系密切,应该真实可信。

隆冬时节,梅花凌寒而开,冰为骨兮雪为魂,幽香清冽,沁人心脾。诗人陶钧文思时咀嚼梅花,无疑有益于“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人是环境的产物,文思亦与环境密切相关。“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韦应物这两句诗表明了,外部环境清幽,诗歌便清新动人,超凡脱俗。在某种意义上说,咀嚼梅花则是致力于改变人体内部环境。而随着人体内部环境的改变,诗歌的质量和风神也会有所变化。戴复古说:“饱吃梅花吟更好”,就意味着多吃梅花有助于诗歌质量的提高。杨万里《蜜渍梅花》一诗中说:“瓮澄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句里略无烟火气,更教谁上少陵坛。”在杨万里看来,诗歌高致清雅,与带露餐梅不无关系。近代著名诗僧八指头陀有诗集名为《嚼梅吟》,其诗“带云霞色,无烟火气”,也与作者隆冬时节“于涧底敲冰和梅嚼之”有关。

文人从事创作,似乎规避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因此外物的刺激必不可少。“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饮酒有助于激发创作灵感。德国作家席勒,创作时须闻烂苹果发酵的气味。相比较而言,嚼梅助诗兴,无疑更清雅一筹。

但问题是,嚼梅有助于作诗之说,为什么发生在宋代呢?推究起来,这和古代中国人对梅花的体认历程有关。在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梅”的意象多次出现。《终南》一诗中说:“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谓的“梅”指的就是梅花树。这首诗可以足证中国人对梅早有栽种和认识。到唐代,梅花进入了文论彀中。“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卢照邻这几句话,就是对当时咏梅之作数量虽多意蕴却趋于雷同的批评。到宋代,梅花被赋予了深刻的精神意义、思想价值,成为了士大夫理想人格的象征,以致出现了“梅格”“梅德”等词汇。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仅写出了梅的姿态,梅的幽香,还写出了梅的精神,所以姚勉称之为“此真梅矣,亦真梅诗矣。”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宋人以梅论文、以梅论诗,就层出不穷了。赵师秀所谓的“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就是当时诸多以梅论诗之说中著名的一例。

文学创作的过程很复杂,所需条件也一言难尽,赵师秀的观点可以聊备一说。但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来源于生活,要创作出好作品,就必须深入生活,多见广识,以获得丰富的体验和深刻的感悟。依靠吃什么喝什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创作受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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