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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喜庆年

甘孜日报    2019年02月04日

◎宋殿儒

“年来了,咱贫富都要过个喜庆年。”这是咱老百姓过年常念叨的话。贫有贫的过法,富有富的过法。贫富人都处在一个地面上,年里虽然有贫富,而年里的喜庆滋味儿一个样。

童年时,在农村过年第一个高兴的是小孩,而第一个高兴不起来的是父母。小孩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好像都盼着新年里的那口好吃饭,那身暂新衣。而穷家人的父母每到年来时都会抓紧眉头日夜愁——怎样才能弄几升白面,怎么样才能赊欠几斤猪肉,怎样才能弄几尺布给娃们做身新衣裳。那时的年对娃儿们就是一个喜,而对穷人家的当家人就是一个愁,一个怪。

记得,我五岁那年,队里夏天遭大旱,家家户户一年都闻不到麦香味儿。日子行到腊月初八,我和弟妹们就开始缠着父母要过年。可是父母总是故意不理我们,有时候还恶狠狠地给我们说:“就知道过年!年有啥好,年就是个吃人的怪!”

其实,父母们仅管表面上不理我们心中的“年”,可是心底里却是比谁都看重这个年。有一天,我睡到半夜醒来,睁开眼发现父母在小声说话。父亲哀声叹息地说:“眼看就小年了,咱家还没弄到一升白面,人家娃儿们过年都吃白馍穿新衣,而咱的娃儿们也不能……不行咱就把那东西先给人家换吧……等有了钱,咱好重去赎……”

后来,父亲就半夜起身出门了,到第二天天黑,父亲才给我们笑着说,咱娃们今年能过个喜庆年了……”可是后来等我们长大了,才知道,那天父亲说的“那”就是母亲出嫁时外婆陪嫁的一对儿很贵重的玉手镯。父亲当年的话是等有了钱再去赎回来,可是,没等有钱,买手镯的人就变了卦,说那时候父亲是卖不是“当”。就这样,这对手镯最终成为父亲临去世都不闭眼的大遗憾。

那时候在农村老家就传着这样的老话儿——富人过年,穷人过愁。富人酒肉中喜,穷人愁苦中乐。

而世事行到如今,在苦水里泡大的那一代人仍然对年还是心有余悸。记得,父亲70岁那年过年,本来家里不缺吃穿,也不缺过年的花销,可是,父亲把家里儿女们和媳妇们都买了新衣服,就是不愿意给自己买一件。家里排行老一的大姐自作主张,给父母一人买了一身料子衣,结果得到的却是一顿骂。父亲骂大姐不给弟妹们带好头,是一个败家子儿……

第二年过年,大姐就先给我们提前开了个诸葛亮会,还使了一个计,说年里谁也不许买新衣,家里也不要买大肉,对联自己写,鞭炮只买一盒一百头的鞭和一个“两响炮”。其他的,只买一点儿家常菜,白米白面能尽饱吃就好。可是,这样的年,父母则又不高兴了。大年夜一家人正吃年夜饭,父亲就对大姐发脾气了。骂大姐当家当的太失职,“不长大的做”(就是不担负长女的责任),没能让弟妹和孙子孙女们过上一个喜庆年。大姐反驳,父亲则呵斥说:“过年再省钱也不能不让儿孙们过得喜乐!大人可以免,但小的们不能免,连肉都没有算啥子年……”。就这样,大姐接着父亲骂人的东风,就像变戏法似的向全家人宣布:“根据父母的意见,我马上去买肉,并特发给家里娃儿们每人一百块压岁钱,可以尽情的买东西乐呵……”

这样一来,一时间我们一家人的年迅速的就热火朝天的喜庆了。因为我们村早有了小超市和肉店,要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不过,初一过完,父亲就背过我们骂大姐是个“败家子”了。

现在,我们都成家立业了,父母也相继去世了,家里再也不用大姐过年替我们操心了。我们的年也换成城里人的富裕年,不仅大胆花钱,而且还把年夜饭也学着城里人搬到大饭店里吃。给娃儿们的压岁钱,一甩手几百上千块。再也听不到有哪个指手画脚地骂我们是个“败家子”。可是,我和儿女们的富裕年里总是感到有缺憾……总是过不出那个能沉入心底的年味。

中国的年里不一样的是有人过穷年,有人过富年,有人节俭里头找喜乐,有人奢侈里边觅欢颜。一个年,两重境界两重天。我们富裕了,但精神的年里,不能没有父母们的那个节俭而又喜乐的喜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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