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锋

    为红军作翻译

    甘孜藏区是藏族聚居地区，藏族占居住人口的90％以上。藏文和藏语是当地的通用文字和语言。只有少数人懂汉文和汉语。红军进入甘孜藏区，语言不通成为一大障碍。所以，红军部队到康北后，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是要找翻译。翻译在甘孜藏区称为“通司”，即能懂汉、藏语的人。在甘孜藏区，曾为红军担任过通司的人难以数计，其中有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红军进占炉霍围攻寿灵寺时，红三十军从丹巴带来的两个通司，为争取寿灵寺停止抵抗，毅然进入寺内，宣传红军主张，劝说寿灵寺与红军合作，结果被寿灵寺反动喇嘛杀害。巴塘县中咱的喇嘛拉波，在当地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当红二军团与中咱仁波喇嘛寺发生武装冲突时，拉波在和贺龙谈话后，用藏文给仁波寺写了一封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说利害，终于使仁波寺同意与红军合作。拉波一直留在红二军团为贺龙等同志当通司，直到红军到达甘孜县后，拉波方才告别红军返回巴塘，途中在理塘县被毛垭土司杀害。红四军初到新龙时，县城里有一个断了腿的藏民叫布阿，懂汉语。红军就请他当通司。战士们轮流背着他上山向逃亡的群众喊话宣传，使许多群众消除了对红军的疑惧，并与红军合作。陈锡联回忆说：“我们那个师（红四军十一师），有一个通司，经常带着。他是瞻化人，还带着老婆孩子，三人骑着两匹马，给我们带路、当翻译，跟着过草地，又到上、下包座”。道孚县甲斯孔的藏民仁孜公布说：“我和爷爷都给红军翻话带路，红军向我爷爷阿潘学藏语、藏文，我爷爷教了他们很多。”红军为了使宣传工作更加深入人心，还将一批标语、口号请人译成藏文张贴。解放后还发现有红军的藏文标语、口号。道孚波巴政府和甘孜中央波巴政府的宣言，当时也是用藏文发布的。

    为红军当向导。甘孜藏区地处偏僻，境内多崇山峻岭、深沟峡谷、河流纵横，有许多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地沼泽，道路崎岖难行。有如此复杂的地形地貌，而当时却无一张较为准确的地图。红军在甘孜藏区，每遇行军作战，几乎都要靠当地群众提供向导帮助。

    红一方面军北上经过泸定时，泸定县磨西镇的姜威成、兴隆乡的辜贤富、刘廷富等为红军带路到天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康定市鱼通瓜达沟贫苦农民袁海清，积极为红军带路，当时的国民党康定县长周文藻在呈文中称：“袁海清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红军到达麦笨村后，他为红军当向导到昂州一带工作，并给红军带路走别道包围防守麦笨一带之川康军以至失败……”。

    红军西进康北时，道孚县城关群众张德喜、周金安等人为红军带路，对此，国民党政府档案中有如下记载；“民国二十五年，红军窜扰陷本县城乡时间，原有本城奸民张德喜、周金安、吕告化三名，构和作奸，背义附逆，引匪军抢占碉堡，扬声诈称本县团队。寺院中计未防，失事死僧丁众多，因至寺院城街失陷……”。仅在道孚县，据不完全统计，给红军作长期向导的就有近50人，其中城关乡的牙果、络绒次勒、彭开明，麻孜乡的单戈大吉、青云海、瓦日乡的亚马俄布，孔色乡的冲翁勒等28人为红军带路到了阿坝，回乡途中，有15人被反动武装杀害。亚卓乡有马占云等19人给红军带路北上，后全部被封建主杀害。红军向甘孜县进军时，炉霍县的进步上层人士益西多吉派其妻兄曲吾太、格聪活佛的总管罗绒多吉等人随红军行动。一方面给红军带路，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的影响做沿途土司、头人、喇嘛寺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红军沿途都受到欢迎，顺利到达甘孜县。红军北上离开炉霍县时，觉日寺的扎日活佛派了芝里•甲巴仁青、青尼格两个亲信喇嘛为红军带路，还有13个人为红军带路离开了炉霍，有的牺牲了，有的参加了红军。红军北上时，甘孜县有100多名通司、向导为红军带路到东谷、色达、阿坝等地，还有一些一直到了甘肃省。

    给红军带路的群众，在红军走后，许多人遭到国民党和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杀戮。如两位给红军带路的理塘寺（长青春科尔寺）喇嘛以及巴塘的拉波均被毛垭土司所杀害、新龙的袁炳富、王均良被国民党以“通赤匪”罪将二人枪杀于县城桥下的沙滩、康定县鱼通区的袁海清被捕后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