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

我国炒房顽疾治理并非一蹴可就。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在严厉调控之后的一年至一年半时间内往往会有所抬头。当前距离2017年3月中旬那轮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业已一年。据报道，广东惠州大亚湾因为不限购，有炒房客一次购十余套；杭州新房限价引发一“号”难求。近期包括成都、海南、西安和杭州等多地发布全新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销售管理，严格限制投机性购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住房市场投机炒作现象似有回暖迹象，需要高度警惕。

投机炒房仍有一定惯性

虽然经历2017年3月中旬那轮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但住房市场的投机炒房意愿并未因此偃旗息鼓。特别是去年那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抑制北京、深圳等一线、二线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三线城市则以“去库存”为目标。因此，虽然当前一线城市房价出现了回落，但二线、三线城市房价涨幅依然维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2月份，我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分别比上月扩大0.4和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同比涨幅也分别比上月扩大0.4和0.1个百分点。一线城市投机客似有向二线、三线城市转移的苗头。

我国住房市场存在投机炒作动能，主要源于过去房价暴涨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地方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路径依赖，以及市场主体的预期自我实现机制。对并不具备金融投资知识的社会公众而言，过去二十年住房投资无疑是最富价值的投资体验。房价几近单边上涨所形成的运行轨迹，考验着住房市场怀疑者的神经。虽然房地产调控政策措施接连升级，但市场投机炒作热情依然不减。过去一段时间，稳定地方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形成了路径依赖，引发了区域市场集体道德风险。在相当长时间内，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拒绝调整”，增强了房价上涨预期。而微观市场主体分散而又方向一致的行动，导致市场预期出现了自我实现机制，这无疑给炒房惯性添注持续动力。

而历次房价快速上涨，投机炒作往往在兴风作浪。但凡住房市场投机炒作回暖，往往也反映出调控政策措施仍有补漏洞以及升级完善空间。因此，需要对市场投机炒作保持高度警惕，“露头就打”，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刚性住房需求，实现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运行。

投机炒房行为

与高质量发展目标背离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一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成为关键环节。房地产业固然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难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往往体现在高端技术支撑的高端制造业上。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其出版的著作《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兴衰》中写道，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前途的绝对不是华而不实的大数据、互联网等风靡一时的东西，而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制造业。可以说，振兴制造业在美国是有很强的民意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大力推行“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2009年12月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发布《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发展规划》。过去五年，我国深入开展“互联网+”行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出台现代服务业改革发展举措、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等等，有效推动、引领了新发展动能的迅速壮大。当前中美在贸易上的纠纷，从深层次而言是中美两国在高技术、高端制造业上的竞争。

而住房投机炒作不仅背离了“房住不炒”的房地产市场定位，而且还引发我国社会资源和资金的错配，侵蚀了社会创新和拼搏精神，破坏了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些年我国非法集资屡禁不绝，各种非法集资形态五花八门，受害人群遍布四海，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复杂的社会投资心态。更为重要的是，投机炒作引发的房价非理性上涨，进而累积形成的房地产泡沫，往往是引发经济金融剧烈动荡的重要根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始发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危机十次有九次是房地产市场剧烈波动所引发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打好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的第一年，而防止房地产市场风险继续积累已经是当前摆在地方政府面前刻不容缓的工作。

对住宅投机炒作

必须“露头就打”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对经济和金融具备了系统性的影响。这既反映为涉房融资在全社会融资中的较高比重，也反映为居民家庭主要财富体现在住宅不动产上。因此，针对当前个别城市住房投机炒作的“暗流涌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上要有足够定力，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不动摇，在满足刚性住房需求同时，要对投机炒作行为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抬升投机炒作的门槛和成本，限制其不当获利的机会和空间。只有对投机炒作“露头就打”，才能有效避免房地产市场形成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