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甘孜日报》已走过了60周年。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党委机关报，《甘孜日报》为民族地区在民主改革、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事业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60年的时光中，《甘孜日报》不仅仅服务于党的工作，而且一代接一代报人肩负历史赋予的使命，探索报纸自身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属于《甘孜日报》的报业特性。为更好地办好报纸，让《甘孜日报》顺应并引领时代，在党性与人民性之间，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本刊特推出两期专题报道，梳理《甘孜日报》走过的心路历程。本文为第二期报道，讲述《甘孜日报》社会新闻报道的艰辛与探索。
　　■ 王朝书 / 文 宋志勇 /图
　　2003年初，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观西柏坡，在讲话中提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此后，“三贴近”原则成为新闻宣传的纲与举。
　　2003年10月11日至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由此，“三贴近”原则被赋予了“以人为本”的前提。
　　“三贴近”原则是我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一笔，也为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宣传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一。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党的宣传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同命运，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发展壮大、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党的宣传工作都很好地在其中完成了“笔杆子”的任务。
　　随着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的结束，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随着社会向理性、健康、有序发展，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的，鼓动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胜利投入到斗争中的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已与时代不相适应。故而，中央提出“三贴近”原则，使之成为新时期宣传的圭臬。
　　2004年，《甘孜日报》顺应时代潮流，扩改版面，面向社会招聘记者。笔者因而有幸被充实到《甘孜日报》汉文编辑部。当年，汉文编辑部共充实了8名记者。
　　将群众作为报道主体对象
　　领会“三贴近”原则，首先必须领会“以人为本”。什么是人？作为人，必然有血、有肉、有痛、有爱、有悲、有挣扎。作为新时期的记者，首先必须知道，群众是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只有带着这样的情感和认识，才可能报道好采访对象。
　　2005年底，因《甘孜日报》打破“三项制度”，笔者得以从汉文一版调整到汉文三版做记者。当时，汉文三版的定位是“大副刊”，即“社会新闻文化文学”。这样的定位正合笔者的愿望。
　　当笔者到汉文三版报到时，三版责任编辑杨丹叔也在思考新时期如何办报。他对新闻的理解让笔者更明确了采访的要点：带着对人的关怀与关注，才可能写出有新闻现场感的有血有肉的文章。
　　在杨丹叔的策划下，2006年的第一天，天还未亮，怀着满腔的热情，笔者和同事秦松，顶着风雪，走上大街，看康定形形色色人等如何开始新年的第一天。那一天，记者秦松和晨练者一同在情歌广场跑步；那一天，我们来到菜市场目睹了康定居民一天的生活所需是如何运转的；那一天，我们在街上与环卫工人交谈……当天空敞亮，人们开始上班时，我们结束了采访。
　　当天采访见报后，总编辑郭昌平非常激动。他说，没想到，“老爷”记者们，居然六点钟就起来采访了。在过去的宣传下，记者报道什么大都是被规定好了的，记者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多少新意的。缺少创新，记者也就渐渐养成了“老爷”习惯，渐渐脱离群众。
　　当天报纸，展现了汉文三版“社会新闻”的特色：与群众紧相连。社会“非主流”人群由此登堂入室。尤其，2006年春节即将到来时，杨丹叔策划的《2005年 您过得还好吗》及《明天的花儿更美丽》两篇组合报道，轰动了全城。报道中，记者走进打工妹雍金卓嘎、修女冯阿婆、阿訇马泽山以及殡仪馆工作人员等，第一次展示了非主流群体的生活面貌。这是《甘孜日报》建报以来，第一次将目光投向很少为人们所关注的层面。报道见报后，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如此普通的人物也能成为新闻人物？尤其，第一次被记者所关注的殡仪馆工作人员，他们历来被视为“不洁”者，被排挤在社会主流外。
　　一个问题随之摆在了记者的面前，那就是：什么是群众？群众正是由一个个卑微而对美好生活充满憧憬的生命所组成的。“贴近群众”正是贴近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无论其职务高低，无论其工种差异，无论其民族为何。在过去的宣传形式下，“非主流人物”往往被忽略。因此，“三贴近”原则在我国新闻事业上，首次以“人”的名义，将每一个人即群众，纳入了新闻的范畴，这不得不说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故而，我们的实践，开启了《甘孜日报》的新篇章。
　　从此，汉文三版奠定了自己的报道风格：以朴实的文字如实地报道群众生活，报道社会热点问题。
　　在杨丹叔的策划下，我们写下了：《小偷天堂里的故事》《走进全国文明村金刚村》《记者冒雪探访折多山》《康定城区溜溜客房部发电机致人死亡事件》《关注藏区新农村建设系列报道》《关注民生·爱心大动员系列报道》《记者走基层系列报道》等等文章。
　　从2006年到2008年上半年，《甘孜日报》三版，每一期几乎都以专题形式出现。专题报道第一次废掉了昔日以凸显政绩工程为目的的传统形象宣传，第一次让报纸真正走进了读者。那时，每天都有读者早早上街买当天报纸，他们如果看到专题报道就会高兴，如果几天没有专题报道，就会向总编辑郭昌平反映报纸不好看。
　　直面社会实际
　　一个真实的社会，永远不会仅是歌舞升平的，而永远是在矛盾中前行的。然而，在过去的宣传下，为鼓舞人心，社会的矛盾面往往仅以轻描淡写的形式出现。这样的报道与“实际” 其实是相违背的。
　　2006年新年伊始，康定接连发生多起偷盗、抢劫案件。在州府所在地康定，抢劫者居然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劫过往行人。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经杨丹叔策划，笔者及同事秦松走访了案件中的受害者和康定县公安局炉城镇派出所所长以及一些市民群众，写下了组合报道《小偷天堂里的故事》，刊于2006年3月7日《甘孜日报》3版，报道了某小区频频被盗的故事。随后，我们又做了一组同样性质的报道《直击：新年抢劫案》，刊于2006年3月27日《甘孜日报》3版，详细描述了锁匠陈中武及青年尔西尼玛被抢劫的经历。在《直击：新年抢劫案》中，笔者写到“新市后街的路灯在晚上11点钟就熄了，街上黑黢黢的，当陈中武走到水井酒楼处时，他依稀看见几个人坐在水井子旁边。他想加快脚步走过去，一个年轻人冲他走了过来，借着街上微弱的灯光，陈中武看见这个年轻人的头上缠着花布，打头像电影里的日本武士。年轻人的手里拿着一把长约两尺的砍刀，他用砍刀抵住了陈中武的胸部，将陈中武逼到了水井子边的一个公用电话机旁。这时，陈中武明白自己遇上歹人了。怎么办？他还没来得及思考，紧跟着又围上来四、五个年轻人，都是一样的装束，手里也拿着一样的砍刀。这些人迅速搜了他的身，搜走了他的钱夹，他们连钱夹里有多少钱也没有打开看，就从嘴里冒出了一个词语‘捅死他’。这时，陈中武才反应过来，他们不仅要抢劫还要杀人。”
　　这样的文字见报后，引起轰动。以往，涉及社会治安问题的报道，通常都要等待事件水落石出后，由政法部门提供可以报道的材料给记者。不如此，则被视为给政府添乱。在这样的“新闻纪律”下，记者的社会责任感逐渐丧失，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也难以发挥。《小偷天堂里的故事》以及《直击：新年抢劫案》打破了以往社会治安问题的报道规矩，让读者尽快了解了事情真相。事实证明，如此报道，不仅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因为记者的介入，澄清了谣言，增强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原本，第一时间出现在新闻现场，是新闻记者的使命。然而，过去一些特定纪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新闻记者的神圣使命。原本，新闻记者与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新闻记者有着属于自身行业的独立性，而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则完全服从于党的工作安排。可是，在“三贴近”原则前，新闻记者的工作与宣传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记者并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独立行动权和相应的责任。
　　“三贴近”原则鼓励记者独立行动。当贴近实际时，笔者感受到了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并不那么容易。
　　报道社会问题需要胆识需要经验
　　社会问题，往往与利益挂钩。这是很多新闻记者不愿意碰触社会新闻的原因。记得，曾经的同事陈建兵写了一篇超载的文章，结果超载司机被罚款被停运，“倒霉”的司机跑到报社大闹。此时，总编辑郭昌平及杨丹叔挺身而出，保护了陈建兵。其实，“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在没出台《新闻法》时，不少时候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因报道社会问题，而被殴打被威胁，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民族地区，社会问题更为复杂，因此，新闻记者们更不愿意去惹事。
　　然而，“新闻没有立法，自己要立法”，杨丹叔经常这样对笔者及几个同事说。如果作为社会良心组成部分的记者也失去了良知，失去了对社会的恶说“不”的勇气，民族以及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因此，尽管写陈中武的经历时，笔者也有些紧张，害怕遭到报复，可想到担负的责任，胸中又有了力量。
　　出乎意料的是，《小偷天堂里的故事》以及《直击：新年抢劫案》见报后，并没有给笔者带来压力，只有组合报道《在不同的脸盘上、眼睛里，记者看见了一样共同的东西——悲伤的眼泪》，给同事赵敏带来了麻烦。
　　2006年3月14日，康定城区溜溜客房部使用自备发电机发电时，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导致9人中毒，其中3人死亡（1人是客房部工作人员），另外6人经医院及时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为此，笔者及同事写下了《在不同的脸盘上、眼睛里，记者看见了一样共同的东西——悲伤的眼泪》组合报道，就发电机为何致人死命进行追踪。其中，记者赵敏对死者的情况做了介绍。然而，因为采访的疏忽，他将其中一位死者的家庭地址写错了。这可能牵涉到死者的赔偿。为此，死者家属找到报社，要求交出赵敏。赵敏吓得不敢出门。这时，仍然是郭昌平与杨丹叔出面，制止了事态。
　　由此，可以看到，在《新闻法》没出台时，社会新闻做到什么样的深度完全取决于记者以及报社领导的素养。
　　为保护记者，通过几篇报道，杨丹叔以及笔者等人总结出了一些报道社会新闻的经验：将采访功夫做足，人名、地名、家庭等新闻的五个“W”一定要做到准确；注意收集人证及物证，记者所写一定要有证据，如此，才会不怕麻烦。
　　后来的社会新闻报道，再没有给记者带来多大问题。我们针对康定时不时停电的现象，从发电站、电力公司到州政府，逐级采访，写下了《停电了，怎么办》；在“3·8”妇女节时，针对家庭暴力事件，我们采访了妇联、受暴妇女，写下了《直面家庭暴力 为妇女撑起没有暴力的蓝天》；面对孤苦无依的肾病患者，我们呼吁建立长效机制，写下了《关注民生·爱心大动员》系列报道……
　　当我们的心跳与群众与社会相连时，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一名新闻记者的存在价值。记得，报道《停电了，怎么办》时，我们采访了当时的常务副州长王亚光，当天的采访，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领导采访（记者提前给领导联系，拟好采访提纲，然后领导做好充分准备），记者直接来到王亚光的办公室，请他对事件发表看法。平等地坐在王亚光的对面，这时，笔者体会到一名身负责任的党报记者具有的人格尊严。笔者深深地感受到，记者只有不把自己仅当成传声的“工具”，才可能独立地报道事件，才可能写出群众想看的文章。
　　一篇夭折的报道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真实地记录社会时，我们也逐渐将《社会》栏目做到了极致。
　　2007年，康定宾馆门口发生了一起砍人案件。几个年轻人拿着砍刀在康定宾馆门口砍人。阵势就像香港电影。吓坏了不少路人。目睹了经过的同事不敢报道。杨丹叔和笔者决定报道这一事件。于是，笔者前往州医院采访了伤者，到康定宾馆前的民贸公司采访了目睹者，还采访了目睹事件的同事等人，此时，笔者做这类报道已经比较有经验了。可是，当笔者所写的一整版稿子已发小样时，总编辑郭昌平却叫停了稿件。至今，杨丹叔还珍藏着那一期小样。至于原因，后来，他告诉杨丹叔，据说砍人者“来头不小”。
　　心血付诸东流，沮丧是难免的。杨丹叔和我们一起总结经验。我们明白了，当法制、社会保障机制远远滞后时，太超前的社会新闻与社会的稳定就会发生矛盾，而社会稳定总是首要任务。一些时候，社会新闻的空间是得不到保障的。因此，我们的《社会》栏目已难有进步了。故而，我们后来再没怎么碰触社会问题报道了。《甘孜日报》对社会新闻报道的探索也终止了。
　　然而，夭折的报道，并不是社会新闻的终点。
　　2011年，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召开会议，在全国新闻战线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进一步做细“三贴近”原则。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事，还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事。只有每一个公民即群众，都投身到时代的潮流中，中华民族的复兴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民生类周刊成为全国党报的重要版面。2012年12月，《甘孜日报》创办了首张《经济民生周刊》。该周刊，理论上是《甘孜日报》报业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是继副刊从正刊中脱离出来独立办报的又一次突破，是将原正刊中的社会专题新闻脱离出来独立运行的又一次新的实践。
　　一个纪实时代的到来
　　8月11日，2014年鲁迅文学奖揭晓。《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粮道》《毛乌素绿色传奇》《中国作家·纪实》《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底色》六篇报告文学作品，首次在公开透明评选下获奖。这个信息透露出的是，纪实即关注社会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
　　今天，是自媒体时代，即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言说的权利。今天，也是一个纪实的时代。当今，放眼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情如中国这般丰富多彩，如中国这般扣人心弦，中国的现实远比小说精彩。因而，纪实是这个时代的使命。在这样的时代，作为新生事物的《经济民生周刊》，其出发点是“经济”，落脚点是“民生”。《经济民生周刊》的经济报道，有别于正刊二版《地方经济》。它是以经济关注民生，从经济的视角讲述民生的故事，用可量化的经济指标展示民生的变化，从而让民生变得具体，让百姓生活变化不再是一些抽象的诸如“幸福”之类的形容词。《经济民生周刊》体现了新时期，党委、政府的工作要点：经济基础与人民生活。因为，只有搞好经济建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才可能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因此，《经济民生周刊》肩负着“传达人民的声音 推动历史的进步”的神圣使命与责任。
当《经济民生周刊》与《康巴周末》成为独立报纸，分别立足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时，作为正刊有着明确的办报方向：立足于“政治建设”。一版“自上而下”，传达党的声音；二三版“自下而上”，传达百姓声音，这两道声音都紧紧围绕党的大政方针。如此，甘孜日报正刊、《经济民生周刊》、《康巴周末》分工明确，承担不同的使命，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可以预想的是，新闻的立法并不会遥远。在此之前，需要报人自身的探索与坚守。还是杨丹叔的那句话，“新闻没有立法，新闻人自己要立法”。尤其，在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的今天，群众的诉求已不仅仅是温饱，还有社会分配机制的公平、法制制度的健全等作为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
　　值此《甘孜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我们对过去的一些进行梳理，其目的就是，祝愿《甘孜日报》踏着前人的足迹，且行且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