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工业化进程，一些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生产生活用具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这些生产生活用具却承载着人类的记忆，承载着人类从何而来。因此，人们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不少与工业化进程不相一致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得到保护。但是，并非所有“该淘汰”的东西都得到了保护，有的正渐渐消失在人类的视线里。为记住这些即将消失的古老记忆，本网特策划了“记住即将消失的人类历史记忆”主题报道，将陆续讲述在我州农牧民生产生活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用具的故事。
    ■ 本网见习记者 唐闯 文/图
    去年底，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省扶贫移民局，对我省现有溜索的分布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结果显示，我省在用溜索共有99处，主要分布在阿坝、甘孜、凉山、绵阳、广元5个市州的1361个村落。根据此次出台的“溜索改桥”规划，我省“溜索改桥”任务占总任务的30%以上。
    2015年，西部地区的“溜索”被写进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根据《人民日报》3月11日发布的消息，西部地区溜索改造工作将在今年全部开工，以彻底解决西部边远山区群众溜索出行难题，从而结束“溜索时代”。
    6月，记者为溜索而来，见证它最后的岁月，记录与它有关的历史，展望未来。
    过江
    雅砻江流经这里的时候，两岸的山岩突然笔直起来，围绕整个村子的树和庄稼形成了仅有的一片绿洲。当太阳火辣辣地打到土地上、山坡上、人和动物的脸上，雅砻江两岸笔直而又干燥的山岩竟让人的眼睛感到了难以言说的干涩。
    突然，一根溜索从绿洲里伸出，直达河对岸那片干涩的土地和山坡，被绿色环绕的地方是九龙县八窝龙村，而河对岸是凉山州木里县博乌乡。在这里采访，记者感到：那种干涩正是溜索存在的理由，而正是溜索的存在，让人们慢慢经营那单调的绿色，并在这片并不富裕的土地上生活、繁衍。
    八窝龙村的扎巴次仁是记者重要的采访对象，几十年来，他一直在这条溜索上摆渡。20天前，扎巴次仁从四川新闻里听说了一个消息：溜索快用不上了，即将成为历史。扎巴次仁意识到：自己将是这根溜索最后的摆渡人。如今悬卧在江面上的铁索是扎巴次仁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凑钱牵起来的，他是溜索的所有人，以此为生。
    早上8点多，一如往日，扎巴次仁收拾好滑轮和绳索，穿上胶鞋，背着背篓，带上两瓶啤酒，准备赶到雅砻江边。在约好的时间点，记者赶在扎巴次仁出门之前，在他的家门口与他相见。谈到即将修桥，扎巴次仁说，修桥是好事啊。悠悠的语气里有一种难言的盼望之情，他黑瘦的脸微微露着笑意，打在他脸上那强烈的阳光似乎也在增加微笑的色彩。
    与记者的想象不同，扎巴次仁并未纠结于自己将就此失业的苦恼，尽管在溜索上摆渡是他父亲传下来养家的活路。
    很多年前，扎巴次仁的父亲坐着溜索从河对岸的博乌乡来到八窝龙村娶妻安家。扎巴次仁曾听父亲说过，过去的溜索用竹子做原材料，需要四五天乃至更长的时间，人们方能将极粗极长的竹子拧成一根溜索，然后用油浸泡，阴干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供来往的人们使用。
    为了生存，扎巴次仁的父亲开始守溜索，成为方圆几十里唯一的摆渡人。“旧社会，溜索是头人家的，老百姓没有钱，坐不起溜索。当年，很多时候，只有从巴塘、木里、云南过往的有钱人才付得起溜索钱。”那时，扎巴次仁的父亲守在河边，把这些有钱人一一渡过雅砻江。
    扎巴次仁说，父亲还曾经把外国人摆渡过雅砻江。那个外国人准备往云南走，看样子是要去开矿。扎巴次仁曾听父亲惊讶地说起外国人的本事：他在石头上轻轻一敲，石头就开了。悬在江面上的溜索送走了一个个过路客，留下来的是扎巴次仁这样的住户，他们守着溜索和数不清的日月过日子。
    小时候，扎巴次仁曾听父亲说，过溜索是一件要命的事，如果有更好的出路，他本不愿意靠摆渡溜索度日。来来回回过了几十年，一根溜索，一次次见证生与死，父亲说过的话深深镌刻在扎巴次仁的心里。过江，对这些山民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
    每到涨水季节，雅砻江一改往日的碧绿和恬静，它卷起的浪花、扬起的波涛完全可以浸泡过河人的双脚。一个背蘑菇的在即将靠岸时，掉了下去。作为摆渡人，扎巴次仁变成了被告，经调查，死者因没有把绳索拴在腰上而落水，与扎巴次仁无关。扎巴次仁说，有时候，掉水而亡的人往往是偷渡者，为了省钱，他们自己买了滑轮。
    溜索见证过江水吞噬生命，也见证过有人得救。
    东布庄他上山打猎，猎枪走火，肚子瞬间炸开了花，肠子掉出来一大截。这个中年刚过的男人被抬下山，没人敢送他过江。年纪轻轻的扎巴次仁站起来，把东布庄他摆渡过雅砻江。由于送得及时，东布庄他得以活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扎巴次仁向记者讲述另一个故事。
    已是凌晨1点，扎巴次仁被急促的敲门声叫醒，一个面容紧张的男子抱着一个脸色惨白的男孩，看样子，孩子病得不轻。借着同样惨白的月光，扎巴次仁抱上男孩上了溜索，送这对父子过河。夜色下，听着喧响的江水，扎巴次仁祈祷孩子能够平安无事。第二天，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点，那个敲门的男人又回到了江边，他面带痛苦，夜色下，男孩的尸体和夜色一样漆黑。扎巴次仁抱着孩子的尸体，默默地，再次将父子送过雅砻江。
    在扎巴次仁的摆渡生涯里，那些喜乐与悲哀、痛苦与欢笑并存的故事，是另一根看不见却又真实存在的时光之索，它摆渡着这个以溜索为生的男人和许多人的生活。由于浸透了生与死的挣扎，过江，这个朴素的愿望让雅砻江变得暗淡。
    在八窝龙，许多无名的争吵和口角也紧紧围绕着溜索发生。前几日，就在这雅砻江边，在这溜索旁，有人喝了酒，并对扎巴次仁说，以后有桥了，不需要过你的溜索。这样的话刀子一样扎人，可扎巴次仁说，他能理解。在这根溜索上，凡是病人、学生和家里困难的人过河，扎巴次仁从不收钱。
    记者打听到过溜索的费用：人10元，货物5元，一头牛50元，一只羊5元，其它的货物按情况来定。在使用溜索的人群中以对岸木里博乌乡的人居多，他们的年均收入不到5000元，而一年下来花费在溜索上的钱大概500元。
    为了过江，一根溜索让人犯难。当记者带着恐惧，坐上溜索，滑向对岸，伴着滑轮与钢索的摩擦声，记者的脑海不断闪现各种死亡的画面，泛着绿水的雅砻江瞬间让人想到了坟墓。当记者从江对岸回来，惊魂未定之际，记者意识到：在岩石缝般的生存空间里，人们究竟需要多大的意志力，才能直面汹涌的江水，直面干涩的土地和山坡，一代代以此为家园，繁衍生息。
    记者了解到，在八窝龙村，从几年前开始，年轻人已很少过溜索了。
    进城
    在八窝龙过了雅砻江，再过半天时间，人们将到达九龙县城，从九龙县城出发，便可到达康定，然后去往成都。好些年来，对居住在这片河谷地带的人们来说，进城读书、工作、生活是远离悬在溜索上日子的一条捷径。
    在河对岸，进城是谋生计，改变命运，甚至振兴家业的一条活路。河对岸博乌乡的人们去木里县城需要两天，车费是200元；而过溜索到九龙县城只要一天，全部费用是80元。博乌乡的人们主要以卖药材为生，一个星期需要过十几次河，通过溜索，走八窝龙进九龙县城。
    记者跟着扎巴次仁走到雅砻江边的那个清晨，正好遇到对岸的人们过河卖药。当时，阳光尚未照到江面上，雅砻江水一如往昔一刻不停留。然而，对岸已经响起了隐隐约约的山歌，那嗓子说不上婉转，却也亮堂，透着粗烈的味道。
    扎巴次仁告诉记者，那人是在唱：今天天好，日子好，心情好，一切都要顺利。不一会儿，一个人赶着一队骡子渐渐从歌声里走出来，清晰地出现在河对岸。此时，扎巴次仁飞一般上了溜索过了河。待那个人拴好骡子，卸下药材，他便同几袋药草吱吱吱地从对岸滑了过来。药草很快全部送过了河，不幸的是，靠岸时，装药草的一两个口袋还是撞破了，一些药草从划开的口子里洒了出来。
    记者同这个过河的人攀谈起来，得知他要去九龙县城卖药草，今晚要在八窝龙歇宿。正说话间，一个穿迷彩裤、套着白色T恤上沾着一些污渍和汗渍的、脸色黑黄的男人带着一个小男孩走到记者旁边。
    这个男人叫哈西布杰，58岁，小男孩是他的孙子。他到河边来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看看记者是怎样采访的。于是，哈西布杰很快成为了采访对象，他开始讲述他的家族和这条溜索的故事。
    据哈西布杰说，早年间，八窝龙曾是通往云南的一条重要商道，很多商人在这里用溜索将货物、马匹送过河。当时，悬卧在江面上的溜索还不是铁索，传统的竹索承担着来往的商客和货物。哈西布杰的爷爷扎西郎波是这条商道上的一个商人。
    他父亲把茶叶从雅安运到康定，再经八窝龙到木里进云南，最后到达西藏和印度。后来，扎西郎波的生意做大了，手下有20多个雇工，有自己的马帮，大概60匹骡子、三挺机关枪、步枪两杆、手枪三杆，据说这些军火是从云南的军阀那里买来的。扎西郎波靠溜索的便利发家，在云南、康定这些城里开了锅庄，在老家修了500多平方的房子。
    关于这条溜索当年的繁荣，记者在另一位老人讲诉的故事里间接得到了印证。
    四郎泽姆已经70多岁，每天拄着拐棍坐在墙根晒太阳。阳光下，她的一头白发显得明亮而干净。四郎泽姆记得，一批批商人的盐巴、茶叶、布匹从溜索上过去了，它们去了木里、云南、拉萨和印度，却没有一粒盐巴、一片茶叶、一丝布匹来到四郎翁姆手里。
    14岁那年，四郎泽姆到八窝龙的头人桑巴家做了娃子。每天，她要过两次溜索，到对岸上山砍柴。坐溜索返回后，四郎泽姆还要完成头人家安排的其它差役。四郎泽姆一生也没有走出过八窝龙，去外面看看人们天天谈起的城市。
    后来，随着各地交通的发达，这条商道逐渐萎靡，八窝龙和自己的溜索以及扎西郎波曾经的生意一起从人们的视线中慢慢消隐下去。现在，从九龙县城到八窝龙需要大半天的车程，一路上烟尘扑面，颠簸不已，如果运气足够好，能够搭上顺风车的话。
    为了照顾孙女读书，哈西布杰在八窝龙租了房。哈西布杰说，从老家博乌乡关鸡村到八窝龙中心校只需要走半个小时。但他的大儿子读书的那些年，由于当时户口管理严格，他没办法把儿子送到九龙县读书。
    当年，父子俩望一望悬卧在江面上的溜索，一转身，走上了去木里县读书的路。父子俩带上锅盔、帐篷，晓行夜宿，骑了三天马赶到乡上，再辗转七天到达木里县城。直到自己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这样艰苦的行程才告一段落。
    如今，哈西布杰的大儿子在绵阳市工作，用哈西布杰的话说“算是进了城”。现在，哈西布杰把愿望又寄托在了两个孙子身上。哈西布杰告诉记者，现在博乌乡关鸡村一共有9个孩子在八窝龙中心校读书，这些孩子在溜索上来回，为了奔一个前程，为了走进县城，去更远的地方。哈西布杰说，大家都希望桥早些修好。
    当天，在忙忙碌碌的溜索上，记者看到了一个男孩，他叫四郎杜吉，12岁。由于家中困难，母亲早逝，他走进学校的时候确实有些晚了，无力跟上学校的进度，终于辍学，每天和父亲经营药草生意，频繁出入县城。
    但有时候，离开故乡，走向更远的地方求取生存，对高山峡谷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八窝龙的人们讲，去年虫草量少、价低，指着靠山吃山的人们即使进了城，有时候，也不得不面对两手空空的命运。好多年来，男人们走出去讨生计，女人们则从这里出发，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
    溜索悬卧江面，这里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经过溜索，尝试摸索着离开这里。对这里的人们而言，进城是历史，也是现实，而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悬卧着一根溜索。烈日下，八窝龙那单调又赤裸裸的绿色，顿时让人对生活生出一份饥饿感，而饥饿感的另一端是河对岸被日头晒得焦黄的高山和土地。
    守望
    就在记者采访一个个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的时候，那悬在溜索上的日子却慢慢折射另一种光泽。就在人们一次次准备离开这片祖辈耕耘过的家园的时候，留下来的人们却让记者一次次感受着“守望”两个字蕴含的意义。
    在八窝龙，到处是瓦房，可有一栋楼却从瓦房丛中挣脱出来，显得高大挺拔。那是八窝龙小学新修建的教学楼。这所学校的老师分别来自内地、阿坝州以及甘孜州。在采访的那些天，记者时常听到孩子们清晰的读书声。学校还在重修篮球场，预计来年可以完工。
    在八窝龙，记者走进村子里石头垒筑的巷子，戴红领巾的孩子们远远地看见记者来了，全都站在一旁，挺着身子敬队礼。在八窝龙村，乡干部们正在为雨季到来做准备，以预防公路垮塌，并随时做好准备抢修道路。
    在八窝龙，村里人告诉记者，他们初略地计算过，大概有两百多对夫妻靠着溜索这根红线结成了一家人。横卧在江面上的溜索变成了一根红线，雅砻江两岸的男女坐着溜索恋爱、结婚、生子。
    降初泽仁73岁，他的儿子就是过溜索到对岸收蘑菇时认识了现在的媳妇。而当年降初泽仁的儿媳妇则坐着溜索过河，明着看病买东西，实则来看自己的意中人。说起往事，这些早已为人父母的人大大方方讲起过往，前仰后合笑得厉害。
    在她们的笑声里，记者听到了不一样的溜索；在他们的眼神中，记者似乎看到了溜索留给人们的不单单是苦难的记忆。溜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可溜索上的艰难生活却也磨练出了他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当记者听完降初泽仁的讲诉，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1956年3月13日，一伙残匪从理塘、雅江赶过来，坐溜索过雅砻江，悄悄摸进了八窝龙，一夜杀害了十多个民改工作组干部。一时间，八窝龙风声鹤唳，鸡犬不宁，村民们吓得胆颤心惊，躲在家里不敢吱声。
    土匪撤离后，乡上连忙组织人守护溜索。16岁的降初泽仁和七八个小伙子轮流换岗，等待部队到来。数天后，解放军的一个排坐溜索过河剿匪。仅40分钟，追击残匪的战斗结束，解放军顺利剿灭了土匪，给村民带来了安宁。
    16岁的降初泽仁立刻找到部队，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参军。得知降初泽仁的实际年龄只有16岁，部队回复：年龄太小，不能参军。临走时，一名解放军战士将一双胶鞋赠送给了降初泽仁。1960年，降初泽仁穿着这双胶鞋参加了解放军，是藏民团第二批入伍军人，降初泽仁跟着部队在康藏高原出生入死，追击土匪。
    退伍后，降初泽仁回到了八窝龙村。如今，闲暇时，他总会向年轻人说起与溜索有关的悲剧和战斗故事。所以，当记者提出要找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采访，请教有关溜索的往事的时候，从乡干部到村民，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降初泽仁。
    在采访要结束的前一天，记者和八窝龙的乡干部们聊起了修桥的事。乡上的张书记曾经是一名援石干部，去年，他刚结束在石渠的工作回到乡上。他告诉记者，修桥的工作已提上日程，他们和木里方面协商，决定双方共同建桥。同时，考虑到溜索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县上和州级相关部门正在考虑将溜索保护起来。
    离开八窝龙后，记者在互联网上得知，2015年底，我省现有的99处溜索将建成安全便捷、高质量的桥梁，27.44万群众将彻底告别溜索。同时，媒体和专家也开始呼吁：考虑到溜索的人文历史价值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在实施“溜索改桥”过程中，最后的溜索可适当保持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