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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

《甘孜日报》    2015年11月18日

   ■ 艾晓原
   正是我们所有人营造的社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
   近段时间,BBC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强吗?》引起了中英两国民众对教育的广泛讨论,相互之间各有所得。几天前,连习近平主席也专门谈论起这奇妙的“化学反应”:英国民众认识到严师出高徒的积极效果,中国民众认识到张弛有度在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加了一句:中国孩子玩得太少了,要让他们多玩一玩。
   是啊,玩,本来就是孩子的天性,是生物进化的礼物。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指出,玩耗费大量能量,经常陷人于危险之地,似乎也没有任何明显的重点、目的或功能,但智商最高的动物——包括灵长类、大象以及头型巨大的鸟类却都是最爱玩的。人类能成为万物之灵,跟乐于参与跟生存无关的玩大有关系。玩让孩子学会了如何解决争端,明白了制定和打破规则,了解到危险往往与新奇同在,认识到人生有时就是不公平的。
    玩,本来并不是个问题,几乎不要成本,只需要空地上的一帮孩子。现在的成年人,小时候谁把玩当成个事儿了?广袤的乡村里,爬树掏鸟蛋、下河摸泥鳅都是寻常事,田里地里有啥吃啥、有啥玩啥;新兴的城镇中,工地沙堆上能挖陷阱,冬储菜帮子能做武器,直到吃饭时间,家长们才会集体扯着嗓子喊回家。
    而现在,玩却成了大问题。孩子一放学,各上各的车,各回各的家,一头扎进房间开始学习,没有兄弟姐妹打打闹闹,跟家长也说不上多少话,甚至睡前能见到忙碌的爸爸已经不错了;城中空地几乎消失了,连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也被紧闭的单元楼所取代。要去亲近山野,得全家人下定决心才能成行。过去的那种玩,突然成了件成本挺高的事情。
   玩所面临的危机是世界性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9年,孩子每周失去1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时间增加了一倍,而被动的参观式休闲娱乐时间增加了5倍。日本摄影师萩野矢庆记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东京街头拍摄儿童玩耍的照片,不得不在1996年放弃,因为充斥大街小巷的玩耍与笑声已经消失了。
   世界性的问题,有世界性的原因。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但随着物质条件的进步,玩却被过度安排、过度编程了。规模和效率,工业文明的两大特点从工厂进入了学校,于是棒球、体操、夏令营等有组织有纪律的玩,取代了无目标无要求的玩。玩也要玩出模式、玩成建制,要有品牌引领、有服务体系支撑。某种程度上讲,玩的危机,就是工业文明的“有用”语境带来的副作用。
   过分追求“有用”的用处,而忽视了“无用”的用处,是今天的成人需要反思的地方。最近一些年,我们一直把问题归结于教育,减负喊了多年,“虎妈”“狼爸”却越来越理直气壮,以至于教育部日前专门给家长印发了一份《意见》,要求切实消除不问孩子兴趣、盲目报班的现象,马上引起一众家长在网上集体诉苦。没错,孩子玩得少跟教育方式有关,但面对差异巨大的教育资源,面对简历只看“985”“211”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有几个家长能把时间交给“无用”的玩?
   我们都应勇于承认,正是我们所有人营造的整个社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生物学家说得好,事实比想象更离奇。有了接触现实世界的自主时间,孩子们一定能找到兴趣,形成自己的丰富品质。现在国家正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钱可以拨,项目可以上,好的“创念”却不好找,只有兴趣,才可能带着人们与之不期而遇。
    这,难道不是玩更大的“用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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