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闯
贫到了极致，失了尊严，便是“人穷志短”，便连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脊骨也“穷”起来，终于失去了站立起来的力气、勇气和正气。
于是，人围着一个饭碗打转，盯着一点米粒算计活的日子，把生和死、尊严和屈辱都系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时间久了，那空碗便成了一个枯井，人们开始习惯坐井观天，期盼好天色和种种施舍。
我们的传统文化重伦理纲常，历来鼓励“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社会也以这样的道德标准鉴别世间冷暖，对人们的行为品头论足。而乐善好施者们因为在人心中博了头彩，也四下满意地活着，接受人们的感恩戴德。
长久以来，施者与受者都习惯了这样的“施”与“舍”，社会也习惯了以此来鉴别人品、官品和社会道德的满意度。可日子毕竟过到了现代社会，对一个致力于以法治国的社会和国家而言，仅仅幻想着依靠传统道德的力量来起死回生人心是不够的，至少这力量缺乏必要的保障。
“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已经写入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而“扶贫立法”、“扶贫工作亟待法律护航”的呼声也频频见诸报端和互联网。但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尚无一部专门的扶贫法问世。
相比于抽象的道德与不可捉摸的人心，法治之下的责、权、利不仅具体、明晰，针对性强，更把责任具体到了每一个人。随着扶贫工作一天天开展，扶人者和被扶者的责、权、利终将是扶贫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法律的保障下，在明确的责、权、利的规定下，扶人者不是道德体系中高高在上的施予者、怜悯者，而是责任的承担者，国家公益的执行者。被扶者也不是道德语境中被动的“弱者”，他们也要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此方能敦促贫者奋起直追，发奋图强。
换言之，扶贫的目的是让人心坚守尊严的底线，是激发人们潜在的活力和创造力，而非无条件、无原则地派送各种福利。仅仅是扶人者一厢情愿，倾尽全力，大施恩惠，被扶者却逍遥快活，不受法律的约束和惩罚，这样的“扶贫”终究是昙花一现，命不能久矣。
扶贫不可夺志。在国家全力推进扶贫大业之际，无论政府、各大企业以及社会各界有志于扶贫的人士，他们能够提供的仅仅是机会，是舞台，甚至是竞争激烈的“战场”。而登台亮相者也只能是被扶者，他们的十八般武艺是否精熟，他们的斗志是否旺盛，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而这种斗志却不是廉价地派送福利能够唤起的。
唯有立法扶贫，扶人者和被扶者都受到法律的鞭策，人人心中才有一根可以坚守尊严的底线，贫穷才不至于彻底吞噬人心，扶贫工作才不会沦为贪婪者或堕落者的温床。立法扶贫而后立志脱贫，无疑是扶贫工作长期、长效的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