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旨在彻底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华战争。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急关头，四川康巴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与全国各族兄弟一道共赴国难，共御外侮，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卓越功勋，谱写了一曲曲各民族兄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的抗战壮歌。
    ■ 龙明阿真
    拿起刀枪北上抗日
    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甘孜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发布文告,积极宣传北上抗日,接着在若尔盖发表著名的抗日“八一宣言”。康巴各族人民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充分认识到要将敌人驱逐出境,必须各民族团结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捍卫国土,责无旁贷。大批青年参加红军,直接投身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仅我州丹巴县巴底乡参军的就有278人,格勒得沙政府所辖地区参军的少先队员达72人之多。藏族优秀青年如天宝、扎西旺徐、杨东生、沙纳、孟特尔、袁孝刚、姜秀英(女)等参加红军北上。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包括康巴儿女在内的四川籍藏族红军战士分别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一二O师,开赴山西前线对日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捐躯沙场,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曾任红四军甘孜骑兵连连长的扎西旺徐受党中央的委托,不畏艰险,深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发动蒙古族人民抗击日寇的入侵。由于扎西旺徐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抗战后期,扎西旺徐被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委员会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处长。
    除随同红军北上抗日外,康巴儿女还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守土御敌的号召,大批藏族青年走出雪山草地从军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初,日机侵犯南宁上空,国民党空军四大队四中队中尉飞行员、巴塘藏族青年扎西等驾机升空迎敌,将入侵的十余架敌机逐出南宁上空。1939年,阿坝小金藏族抗日爱国军官蔡灵随所部第22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转战于豫、皖、鄂等战场,为抗击日寇立下了卓越功勋。1942年,盟军在印度帮助训练中国远征军,做反攻缅甸准备。国民政府号召四川10万知识青年从军，康定藏、汉、回等族青年,巴塘藏族青年数百人毅然参加青年军,远征缅甸,在著名的缅北八莫、南坎、腊戊等战役中痛歼日军，击溃入侵印缅的敌军主力，他们中的不少人为国捐身,长眠于异国他乡。
    捐款捐物支援抗日
    1942年,日军攻占缅北后,前锋进逼滇西怒江边,西南后方震动。木里藏族土司项扎巴松典和巴塘藏族邦达·多吉等上层爱国人士立即应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镰将军之约,积极整顿人马,待日军一旦侵入怒江以东,立即率兵开展川边抗日斗争。在发表抗敌宣言、整顿抗日后备队伍的同时,康巴儿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献金慰问活动。1945年3月,木里藏民慰问滇西抗战将士时,一次就捐赠银洋2000余万元。巴塘籍藏族阿旺嘉措(黄正清)在甘肃南部藏区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亲自组织拉卜楞地区108寺各部落藏族僧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携带牛100头、羊1千只到重庆及各大战区进行抗日慰问活动。经黄正清等人的积极宣传、组织拉卜楞藏区人民捐献的钱财可购30架飞机。因支援抗战成绩显著,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并颁“输财卫国”匾额一方。
    “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南京的康藏人士为了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发表六项抗日决议,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康巴儿女旅京人士格桑泽仁、格桑群觉(刘家驹)、松朋活佛等积极参与救国会工作,并在电文中慷慨陈词,呼吁救国。格桑泽仁在电文中说:“敬希政府,正式宣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被称为“巴安三杰”之一的格桑群觉1932年后出任班禅行辕秘书长,随九世班禅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向僧俗群众讲经传道,宏扬佛法,宣传抗日救国。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占领东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格桑群觉为班禅草拟翻译了许多有关抗日救国的谈话、宣言声明等。在他参与起草并翻译的一则通电里写到：“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蒙藏喇嘛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广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籍佛力之加被,饵战祸于无形。”此电稿充分表达了格桑群觉等的抗日救国热忱。1938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专门委员的格桑泽仁派刘曼卿和贡噶活佛等人到西康募捐,用于购置慰劳品和锦旗。组织以他为团长、刘曼卿为副团长的“西康民众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以及“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去汉口等地慰劳前线抗日将士，表示愿“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代表团回到重庆后,格桑泽仁还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表达康巴儿女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由衷敬意。同时,中共党员兰肇恒、力伯良、李名物三人组成中共康定特别支部，在康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甘孜藏区各族人民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在抗日爱国斗争中,许多已遁入空门、不问政事的康巴宗教界人士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利用宗教影响,号召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甘孜县白利寺格达活佛在红军长征过甘孜县时,任博巴政府副主席,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与朱德总司令结下深厚友谊,红军北上后,仍时常牵挂红军和前线战情,当得知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立即设法买了一本有朱德照片的书供在家里,后又从青海西宁买回“八路军陕西奋战图”,挂在墙上,每日为抗日的八路军将士祈祷。炉霍、道孚、甘孜等县57座寺庙僧伽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受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至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巴塘一带的僧众在佛事活动“多江王”中宣传抗日救国,并派出喇嘛到陪都重庆为抗日阵亡将士超度亡灵。
    畅通运输保障抗日
    1938年,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抗日后方基地,广大藏区人民为改善后方战时运输交通、开辟后方物资供应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东南沿海的交通被日军截断,四川无铁路,民航极少,仅有公路4206公里,许多援华物资无法运进,外贸物资、支援前线的物资、人员、器材无法运出,极其不适应战争需要。国民政府决定修建川康(新津—康定)公路、康青(康定—青海玉树)公路以及理塘、康定营官、松潘漳腊军用机场。康巴各族同胞积极参加这些工程建设,为工程勘测和建设提供方便。仅在修建军用机场过程中,一次就征调当地民工2300多人。红军长征过甘孜时,曾任博巴政府领导成员的夏克刀登在为抗战设电台、兴学校、筑公路方面推助之力亦多。藏族商人邦达·多吉,不仅自己从印度购进了建机场的水泥物资,还利用各种场合动员康藏各大寺商人,如康北大金寺、康南理塘、巴塘等地的寺商和俗商以及上层人士,支持藏区的机场和公路建设,并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意义。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抗战后方实行战略封锁,切断海路地运输线,致使大西南抗日后方商品、物资非常匾乏。住在巴塘的藏族上层人士邦达·多吉、邦达·阳佩兄弟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曾经与盟军开辟的“驼峰”运输线并驾齐驱。邦达家族利用自己在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业机构,以西藏拉萨为转运中心,先后在玉树、昌都、芒康、甘孜、巴塘、义敦、理塘、康定、雅安、成都、重庆、昆明、丽江、中甸等地设立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运站。从印度购进棉纱、染料、药品、皮革、毛料、布匹、香烟、盘纸以及察香、虫草、克什米尔红花和贝母等大批商品，由印度噶伦堡直发康定和丽江后转至成都、昆明等地。邦达家族自备骡马2000余匹,行程数千里之遥。其中要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大山,路上常遇盗匪侵扰,驮运费相当高。但邦达家族的骡马运输队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前后支援抗战物资达1.5亿美元。1942年,在爱国力量的支持下,邦达家族与格桑泽仁等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并在理塘设邦达家族临时总号,动员藏族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抗日战争。在邦达·多吉兄弟的鼓励下,商人纷纷前往拉萨或印度噶伦堡办货，分批送到康定和丽江等地。回程又办茶叶和商品送往拉萨,在康定掀起了大办商贸积极支持持久抗战的热潮。康藏沿途许多盗匪,为邦达兄弟大义所昭,亦纷纷改恶从善,使骡马运输线上的商旅往来畅通无阻。1942年冬,邦达家族派仲麦·格桑扎西带上从印度发来的西药、皮革、毛料、布匹、棉纱到成都经销。这些商品在抗战时期非常紧缺,对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