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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下)

甘孜日报    2023年06月07日

二十年辛苦不寻常。陈思广教授从2000年进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土学位开始,立志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基础性工作当然是要弄清楚现代长篇小说的真实家底,回归现代文学史的源初文化生态环境,复原现代长篇小说创作、传播、接受的真实历史样貌。笼罩着近百年的岁月烟尘,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当初的真实面相已然模糊不清,在十几部已有定评的现代长篇小说经典构成的冰峰下面,陈思广打捞出另外三百多部长篇小说构成的水面下的冰山真相。在海量阅读和长期覃思的基础上,陈思广出版了《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四川抗战小说史》《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现代长篇小说边缘作家研究》《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话》《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等论著,2021年又出版三卷本《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一1949)》,图文互证,资料翔实,彩色印刷,装帧精美,在历史的与审美的两个方面深入开拓,二十年持续努力,制心一处,深耕细作,盈科而进,终于结出累累硕果,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各家图书馆争相庋藏之作。在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领域,陈子善的现代作家佚文遗作之发现、李辉的作家人事关系之考论、金宏宇的版本学副文本之勘校,已成巍然高峰,陈思广携《编年史》加盟此领域,无疑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增了活力,壮了声色。陈思广教授正当盛年,治学精进不已,论学突飞猛进,学术未来无法估量,仅就其二十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其关涉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料、方法、路径等诸多问题,足以予人启迪,发人深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常常有一些知名作家,当时声名如日中天,但其生平却由于种种原因成了个谜,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毫无所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重要作家万国安就是其中一位。陈思广联系万国安后人,得到其珍贵的生平资料,写成《万国安述论》,解开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团,认为万国安的长篇小说《东北英雄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性描写东北“胡子”(土匪)并为其正名且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爱国主义作品;《三根红线》是第一部真实、正面、多角度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抗战的长篇小说,代表了万国安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0类似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填补现代文学史研究空白的文献学价值。

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与审美艺术评价标准的影响,现代文学史叙述中许多重要作家常常被有意忽视和回避,《编年史》致力回归历史现场,对此现象做有效纠正。比如现代长篇小说发生时期的重要作家张资平,其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等被《编年史》悉数收人,作家本人亦被认定为现代长篇小说开创期的重要奠基人,其《冲积期化石》虽然被朱自清、成仿吾、沈从文等人批评为“头绪极乱”(第270页)、“内容散漫”(第6页)、“情调勉强”(第6页)、“不足称佳作”(第3页),但毕竟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不能以精美艺术作品的标准求全责备,而忽视其筚路蓝缕的开创性意义。陈铨的《天问》《狂飙》《彷徨中的冷静》《革命前的一幕》,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杜衡的《叛徒》《漩涡里外》等也尽人编年条目,于此不难见出《编年史》的客观公正性。

《编年史》大量征引现代文学报刊资料,不仅包括各种文学史著作中习见的大报大刊,如《晨报》《语丝》《创造》《希望》《七月》《北斗》《大公报》《战国策》等,《文联》《紫晶》《刁斗》《敦邻》《金屋月刊》《真美善》《艺文志》《海风周报》等稀见报刊也被收纳进学术观照视野之内,从而有效清扫了既有文学史的相关研究盲区,重新发现和照亮了那些长期被历史积尘遮蔽的真实现场,为研究者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料,不啻为无量功德。

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史学撰述方式有“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等不同选择,各体裁有优长亦有缺失,编年体史书以《春秋》《资治通鉴》 等为代表,纪传体史书以 《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纪事本末体以《通鉴纪事本末》《三藩纪事本末》等为代表。编年体“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史实记载分明,缺点在于“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事实上,《春秋》正因为将人物、事件系年月日编排,所以同一事件跨越数年而前后分错,使阅读感受支离破碎,于是才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予以弥补。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纲,以时间为纬,重点突出,前后连贯,读者阅读接受十分顺畅,但缺点在于“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同一个历史事件被分置于各个人物列传之中,难免重复和矛盾。事实上,《史记》中的《列传》固然是地道的纪传体,但其《本纪》和《世家》却是地道的编年体,故《史记》堪称兼容纪传与编年两种体裁,经纬交织,块面相错,前后照应,互文叙述,成为古往今来公认的最优秀的史著。纪事本末体史书由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时创设,以事为纲,以时为纬,将历史事实反映得十分清晰,事理明于编年,行文简于纪传,确实为读者阅读《资洽通鉴》提供了方便,缺点是只能归纳已有的史书,而无法增加新的叙述内容,反映新的历史观点,因此在史著编撰中较少被后人采用。

大家知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中国学术界也有所谓的由启蒙向学问的集体转向,80年代的启蒙性学术随之转向注重逻辑推理和事实材料支撑的考证性研究。在此背景下,传统中国文学史的修撰方式也不断受到质疑。有人统计过,迄今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超过500部,绝大部分采用纪传体的述史模式。有学者认为,纪传体述史模式难以完整呈现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常常遮蔽与割裂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原貌。与此相对应的是,编年体述史模式可以有效避免这种遮蔽与割裂,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历史原貌。比如於可训认为:“用‘编年史’的体例编撰现当代文学史,并不能包医百病,但却可以救正“线性的进化史观’和‘偏至’的社会历史批评影响现当代文学著述所出现的诸多弊端,同时也为理想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奠定基础、架设桥梁”,因为“当一种‘预设’的或‘后设’的理论立场,以‘人的意志’改变了这种‘客观存在’,‘转移’了历史的现场,把历史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的时候,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和历史现场的‘重构’,就不但成为必要,而且也有这种可能”。在此种学术文化语境中,涌现出一大批现代文学编年史著作,比如於可训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当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卓如、鲁湘元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钱理群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刘勇、李怡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文天行编著的《20世纪中国抗战文化编年》(四川辞书出版社2015年)等。

陈思广修撰的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主要收纳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曰长篇小说创作生态史料,二曰长篇小说创作发生学史料,三曰长篇小说创作传播接受史料,四曰长篇小说思想艺术评介,五曰长篇小说装帧艺术呈现。这五个方面包含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文化空间等作家创作的前文本,读者阅读感受、传播接受、思想艺术价值等副文本,以及版本变迁等多个层次。从具体操作来说:

设引论总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生态史,长篇小说思想艺术发展史,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史,现代长篇小说装帧艺术史,总结其规律特点,探讨其相关问题,如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转型的质变性因素,国民党文艺禁毁政策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生态发展,战争境遇下出版格局的迁变与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图书装帧与现代长篇小说的转型等,之后各章以1922—1949年为限,年下辖月,月下辖日,以现代长篇小说为连结点,通过对长篇小说创作生态史料、长篇小说创作发生学史料、长篇小说创作传播接受史料、长篇小说装帧史料等一手资料的全面发掘及长篇小说思想艺术评介,构建一个足以返归现场的、符合现代长篇小说历史逻辑和秩序的、以深广度占优并以细节取胜的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全景图,在具体辑录时,为防止成为简单的资料长编,本编年史除生态史料与长篇小说初版节点按时序辑录外,其余的相关史料一概以现代长篇小说的初版时间节点为点辑录于该作之内(长篇小说出版日期不明者置于月末,月日均不明者置于年末,多卷本或系列创作,以全部完成后的出版时间为准,若多卷或系列未完而实际出版的初卷具备长篇小说的自然形态,则以初版时间为准),即:在现代长篇小说初版本名下,依次呈现该作的封面书影(含版权页)、思想艺术评介、传播接受史料、发生学史料,并按发表时间有机呈现,不仅重构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历史的发展全貌,也使每部作品呈现出特有的“编年史”信息。

这就在技术操作与思想指导层面有效保证了该部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成为一部内容全面丰富、史料扎实可靠、叙述客观真实、自成体系的信史。

事实上,陈思广的《编年史》,并非《春秋》式的机械系年编排,而是在线性编年的历时条目之下,又以板块形式展开文学史丰富的生态实景,由此形成经纬交织的历史复调叙事,这其实是对《左传》《史记》《通鉴纪事本末》等优秀史著传统的综合借鉴和辩证扬弃,即在编年体史学模式下,充分兼容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叙史论史方法。在具体研究方法论方面,《编年史》体现出现代学术的后发优势,不断推陈出新,在传统报纸期刊、社团流派、思潮运动、文艺政策、公共文化空间等研究领域之外,别开新面,不断扩展视野,比如将“缩龙成寸、词约义丰并精辟入微地把握作品的特点和作家的风格”的长篇小说出版广告,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良友图书公司、“文协”、“蒋夫人文学奖金”等征文活动纳人研究视野,寻找到学科创新的生长点。陈思广主张现代长篇小说研究者“场外征用”经济学理论、存在主义理论来研究《种谷记》《高干大》《围城》等小说,对于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都可以大胆地借鉴,合理使用,在研究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这种主张及其实践无疑在研究方法论上拓开了新天地。

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我们希望看到由陈思广主编、精校的系列学术成果面世,包括现代长篇小说文库(数据资料库)、现代长篇小说研究文库(数据资料库),也更加期待深植于阅读一手资料、掌握大量珍贵历史文献,堪称现代长篇小说作家“户籍警察”,长期浸淫于现代文学历史现场,已具综合性统一审美评价标准基础上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早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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