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美平措诗歌读札（上）

◎周俊锋

守望和流离，无论是对脚下土地的坚守抑或是为了精神归宿的远航，在很大程度上却共有着同样一种挚诚与热爱。何其芳在《树荫下的默想》一文中感喟，“是什么在驱使着我？是什么使我在稍稍安定的生活里便感到十分忧悒”，精神的羁旅与思想的摇荡给了诗人最敏锐的感官，那无声的土地却使人备尝内心的苦闷煎熬，也正如列美平措的诗歌所言，“诗人最大的悲哀/ 来自莫名其妙的忧郁”。作为藏族诗人的列美平措对川西这片土地无疑爱得深沉，“雪域圣地”有着词语之外无以言表的深沉与肃穆，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如何审视时代以及自身？如果抛开既定的思维观念而重新回到诗歌文本，触摸列美平措诗歌中素朴真诚的“地方”与“我们”，或许能够从解诗学意义上为我们带来某些不同的阅读感受。

地方：“我”与“我们”的身份建构

那些融入生命体验的“地方”，最终成为一种源头书写的印迹和精神意义上的原乡，“我知道故乡的位置/我行走在我的土地”（《这时》），纸上的文字勾连起个人的感官体验以及正在生成的主体性，词语的书写更联系着诗歌的共时体。诗歌的真诚，在元诗向度上首先体现为一种诗人对土地以及诗人自身的真诚，进而触及对诗歌的书写和语言自身的回溯，通过对土地以及自我的审视从而获得精神性的观照与思想辨识，如列美平措在《无题》一诗中所说，“我如同我的诗/不加任何的注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对地方的书写间杂着一种流离与守望的文学冲突，“我”一方面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而另一方面却又渴盼隐匿或缺席，时刻遭受着“地方/文化”所因袭而来的记忆所倾轧，这种冲突与心理的抗争将文字与文字背后的撕扯、拉锯或现或隐地呈露出来，充满诗歌艺术的张力。

试看列美平措诗歌中“我”所面临的种种焦灼：“我”首先面临的是对自我身份的质疑和探询，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或建立一种持续的、有机的对话联系；其次，这一潜在对象既包括自我身份的确证与历史时空中个人的位置，同时也必然涉及个体与个体自身的内在叩问以及“我”与诗歌或语言本体的精神思辨。因此列美平措的诗歌一方面需要解答的问题是——我是什么，而另一方面则进行延展性的思考——我想要什么，正是“我是”与“我想”共同织就了列美平措诗歌中“我”与“我们”的身份建构历程。诚然，这一身份建构的努力是自始至终参与诗歌创作的，凝聚着诗歌创作主体的执著与艰辛的同时也深刻烙印着“地方”所具有的独特资源和精神印迹。“我是什么”联系着诗人对地方与自身的辨认，更是诗人列美平措执意探寻的诗歌母题，结合具体的诗歌文本来看：

“属于我的真实形象/ 却如一棵枯树立于雪原/ 任风冷酷的目光肆意横扫”（《风常截去阳光的热量》P14）

“相信你不会愉快地接纳我/ 我是一颗变异的种子”（《城市》P16）

“我的肺叶由红到黑/ 我的面孔已经苍白如纸”（《架上的书》P50）

“我是一个坚定的意志/ 从亘古延伸于今天的足迹”（《路碑》P93）

“我已不知道/ 村里还有多少人/ 流着与我一样的血液”（《在俄洛》P128）

不难看出，“我”对于自身身份的探询是异常坚定的，同时回溯自身的历程和精神追逐的道路渐渐合为一体，既充满雪域荒原的风暴危险而又激励着诗歌主体积极地面对，甚至坦然接受可能的“变异”与“冷酷”。个体对自身源头真实形象的探溯，艰难险阻与沧桑变幻最终交织成为一种未知的惶惑与新鲜的期待，并在主体身份建构的历程中使得“我是”与“我想”成为相互勾连的特殊命题，例如下列诗歌文本：

“我始终渴求视觉新鲜的景观/ 昨日的阴影却总缠绕我的裤腿”（《那座碉楼》P8）

“我的升华，从此逆向行进/背离候鸟的规律 溯河而上”（《第一首》P163）

“每个终点又都不是我的终点/ 心在孤寂的轨迹运行”（《旅人》P90）

“我相信不会有人止步/ 牦牛不停止吁吁之喘息”（《路碑》P93）

“我猜想祖先宽阔的胸怀/ 怎样被苦难填平”（《驮在牦牛背上的诗》P120）

诗歌抒情主体“我”所理想和希冀的追溯道路无疑是孤寂而决然的，永不停歇更不轻言放弃，诗歌自身即为一条精神的远路并且联结着地方与人们共通的文化记忆；而且，那些历经苦难和疼痛的洗礼之后沉淀下来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心理，恰恰是构建和确证“我们”当下存在意义的有效方式，列美平措的诗歌用其特有的语言来诠释“我”与“我们”的内在关联。再结合列美平措的诗歌文本来看，其中不乏对共同体（“我们”）的诗性言说以及充满思想辨识的真切抒写：

“我们就是这样过着日子/ 可稍有回忆 都疼痛难忍”（《废墟》P15）

“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 我们不知道明天的宿营地/ 带多少粮食和饮水/ 我们才不被饥渴所累”（《想象的日子》P32）

“我们把自己关在屋里/ 沉浸于上个世纪的田园风情”（《阴雨季节》P42）

“而在我们渐渐淡去爱情的甜蜜/ 真正属于我们的痛苦就接踵而至”（《一种感觉》P51）

“我会用枪去击碎天空/ 然后 张开双臂迎上前去/ 因为我们都诞生在/ 同一片神奇的雪域啊”（《寂静的山冈》P104）

集体的知识经验凝结而成的文化记忆浸润了疼痛、饥渴、创伤，从一方面来看，“我们”所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痛苦和颓败而非聚合和建设；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的属性和身份的建构而使得“我们”血脉相通，哪怕是离散和流亡的族群一样有着类似的、无可辩驳的生命印迹。“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者”，因着雪域和血脉乃至文化记忆诸种要素之间隐秘的联结，地域、时间、个体勾连而成的共同体“我们”成为同时代人，在生存的同时持续辨认着个体的身份建构。主体辨认的进程必然是艰辛而孤寂的，正如列美平措的诗歌所说，“我”只有通过藏匿自己才能够重新发现自我，“我仅是匆匆而过的路人/ 没有让人窥视心灵的必要/ 脊背被阳光暴烈的烘烤/ 灵魂在阴影中熟睡不醒/ 而我无需向谁袒露什么”，随之潜藏的不单是灵魂与人性的秘密，更包含自然的隐秘与不可言说的诗性之光。

自然：生态的风景书写与文化记忆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上述解诗学的思路前行，不难发现“我”与“我们”的精神姿态和观看方式凸显出别有意味的共性特征，即自然风景的特殊内涵。在列美平措的诗歌书写中，地方记忆和个体身份相互夹缠的抒情背景是雪域自然，而同时雪域自然不自觉地成为与之并行的言述主体，生态和风景重新具备与个体精神相同重要的意义。“我”与“我们”领受着自然的福泽，随着时间的流转，“绿了又黄的是草地，/ 涸了又涨的是河流”（《有些事》），诗歌的抒情主体身处于历史嬗变与茫茫人海中，无法抗拒的同时又无法确证自身的存在。雪域自然成为身体和灵魂最后的栖息地，“我们”沉浸于上个世纪的田园风情而且有着始终“无法排遣的忧郁”（《阴雨季节》）；同时雪域自然隐秘地联结着“我们”的血脉、古歌、情绪，联结着“我们”共同的记忆，正如列美平措《古歌》一诗中所说的那样，“我理解隔膜来自关闭的心灵/ 但流淌于血脉中共同的血液/ 将穿越一切人和自然的阻碍”，雪域和自然成为某种集体意义上的精神原乡。

生态意识与自然精神引起诸多学者的思考和关注，在汪树东的观念看来，当我们开始反思人类文明或历史世界时，处于机械和惯性而将当下的精神贫瘠与生存困境归咎于外部的历史世界，“似乎认为文明只是历史世界对自然世界的持续反动；而人的惟一出路就是返回到自然世界，以自然世界中的种种价值意向来为人类文明重新奠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雪域自然的无言与个体心灵跋涉的忧郁形成一种内在的契合，自然精神以及其彰显的价值取向与自我身份的确证无疑是艰难的。自然物象与个体情绪、精神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荒野、河流、风暴、太阳、高原、季节、草原等自然物象浸染了诗人列美平措诚挚而热切的生命经验，“我”在夜的草原摸索，感受着两脚踏进冰水；江河沙哑喉咙，而远处的雪山紧缩眉头；大雨顷刻间降临，冲撞着被压抑的心境……雪域自然圣洁而高远，同时雪域自然有着寒风的肆虐与流水的无情，充满着情感精神的冲突与张力，诗歌的抒情主体面临着心理的紧张与焦灼。

“牦牛”被诗人比作“高原的舟楫”，如若没有草原则丢失掉行进的方向，同时牦牛有着“生存千年的经验”，成为草原人们精神的慰藉；而另一方面回到草原生活的场景中，牦牛在诗人列美平措笔下留存着古老的野性，牦牛夹着滴血的尾巴正在吃草。“太阳”一方面因为高远明亮的光芒而被礼赞，“在高原的阳光下/ 一切纯净又自然”（《高原的太阳》），但同时“所有的荣誉也归属于她/ 秧苗陷入泥土 生命垂危/ 土地干裂的嘴 渴求雨露”（《旱季》），在精神跋涉的旅途中，抒情主体“我”偏爱的是背向太阳的行走，咀嚼的是太阳背后没有被照射到的那片“忧郁”。

“别相信流水无情的谎言/ 与河流相交成为它的朋友/ 最终你将结识大海”（《别相信流水无情的谎言》P20）

“与命运的河流相比/ 它们顺畅得太让人失望”（《河流》P24）

“即使将自己的房屋构筑于荒野/ 风 也无力侵蚀我心灵的世界”（《风只是季节的预言》P22）

“草原被紧紧勒住了呼吸/ 猛兽也发出惊恐的呻吟/ 而你仍旧继续发泄 直到/ 你窒息于自己的发泄里”（《荒野的变奏》P159）

“草原曾在哄闹里错乱脚步/ 苍凉和荒芜在悲哀中徘徊”（《时代》P95）

“秋天不愿离去/ 秋雨是它乞求滞留的泪/ 我们被季节捆绑”（《秋天不愿离去》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