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人性，信仰，抑或历史的互照

      ◎蔡洞峰 殷洋宝

   《命定》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藏族青年土尔吉和贡布的经历。不妨说，康巴青年土尔吉是达真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之一。同时也通过土尔吉和贡布的形象构建了一个民族寓言：在个体和民族的双重困境下自为的少数民族族裔青年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现代转型。战争的洗礼使他们具有了现代精神和战士的坚强：

   滇西大反攻开战以来的惨烈让土尔吉悟出了在过去难以悟出的道理，人的灵魂与肉体的较量与人的肉体与钢铁的较量，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战争告诉他，在人的肉体与钢铁的较量中，人的肉体显得如此的脆弱，像摆放在桌上的瓷花瓶，像阳光下的积雪、风中的云朵那样脆弱，那样悲壮。

   但悲壮中往往显露出卓越，卓越所创造的奇迹和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的精神驱使肉体与钢铁的较量。这种精神可以把阳光下的积雪融化为滔滔的洪流并以翻江倒海之势摧毁一切。在洪流的浪尖上，再次出现获得全军战斗英雄称号的贡布的身影，他将一面仿制的岭·格萨尔王征战时期的旗帜像背子弹带一样偷偷捆在腰间，再次发出康巴男人狂放不羁的吼声——根嘿嘿！冲进枪林弹雨……

   或许对达真而言，土尔吉和贡布这样的转变是“命定”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描述就是民族抗战的全部，或者说战争、人性的全部。但无疑是作家想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和情感。达真在创作《命定》的时候就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完整的中华民族抗战史应该包括康巴籍抗日军人的历史，作家希望将康巴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同构。从这个意义上看待达真的写作，就体现出作家的创作意图，“这不唯是两个藏族士兵的成长史，也是整个现代‘中华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中成长的历史。”因此，如何将少数民族叙事融入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是解读达真《命定》的关键，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命定》如何表现“中国问题？”在讨论此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顾《命定》创作主题。

   《命定》结构上主要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题为“故乡”，下部题为“异乡”。《命定》围绕两位主人公的生活足迹展开，犯了淫戒的喇嘛土尔吉和因赛马纠纷而杀人的康巴汉子贡布展开，上部“故乡”分别讲述了土尔吉和贡布在家乡的生活，下部“异乡”讲述在逃亡中相遇后，土尔吉和贡布两个人一起参加抗日远征军奔赴战场的故事。无常的命运将这两位藏族青年推上逃亡之路，他们从麦塘草原上与现代社会隔绝的生活，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反抗侵略的国际反法西斯征途，这一切在他们看来仿佛是命定的结果，但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土尔吉作为喇嘛因动了儿女私情而被寺庙驱赶，在与头人女儿私奔的过程中遭到追杀，只能逃离故乡；贡布为了尊严也逃离家乡，达真塑造的贡布是典型的康巴血性男儿，敢爱敢恨，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雍金玛，他上演了一出“人杀刀”的传奇故事：徒手握住情敌刺来的刀刃，一掰两半。这个故事传遍草原，与格萨尔王“地狱救妻”的故事齐名。对贡布而言，爱情固然珍贵，但还有比爱情更珍贵的，那就是“卡颇热”（意即为了面子也要给自己争口气）：

   从贡布能记事的那一天起，就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体会到卓科部落的男人和康巴男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为面子而活着。等他长成大人后，他在赛马场看到骑手们在为“卡颇热”这句话较劲；在部落与部落间为争夺操场的较量上，也在为“卡颇热”这句话较劲……总之，“卡颇热”这句话在某一件事情上一旦在心中或嘴里说出来之后，接下来的演变和发展有时就无法控制了，它也许会给当事人、家庭、部落带来好处，甚至带来荣誉，反之也许会带来不利，甚至是灾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