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树林

   凡是当过兵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军旅生涯。而我，不仅忘不掉，还比其他兵种对自己的业务更加记忆深刻，因为我是一名通信兵，10余年的报务工作，使我对密码已经到了条件反射的状态。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自己在电台上一刻不停、很有节奏地发密码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通讯工具的日新月异，现在大家也许对无线电台并不熟悉，只是在战争片中见过报务员发报的情景，而我当年就是这样用电台发报的。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父亲讲倭寇在甲午战争和“9·18”事变期间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还说很多事情是他在东北长春去学木匠时亲眼所见，我当时不太相信父亲的话，认为不可能有那么坏的人。直到1937年的那天，日本鬼子打到了我的家乡——河北唐山市乐亭县，我才彻底的相信了父亲的话。那时，日本鬼子经常进村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来不及逃走的人们被鬼子用枪指着赶到一个空旷地，然后用机枪扫射、让狼狗撕咬、用刀活剐、活埋等极其残忍的手段全部杀掉。一个个本来宁静美丽的村庄顿时血流遍地，烟火遍村，变成了一堆堆瓦砾。我们县还有万恶的日本鬼子制造的“万人坑”。

   1943年，17岁的我成为了一名基干民兵，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送鸡毛信、抬担架等，那时部队领导经常教育我们说：“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穷人，日本鬼子屠杀平民，必须要跟他们打我们才有出路。”有一次，30多名日本鬼子带着一批伪军到我们村来扫荡，我们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区小队，区小队一到达就立即向鬼子伪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狡猾的鬼子伪军躲进西村地主家，随后从地下通道里逃跑了。

   我们当时开辟的新区叫二区，区长姓刘，副区长名叫耿子久，耿副区长是个非常活跃、能说会道的人，他经常跟我们讲革命道理，讲抗日统一战线，他说不管是什么成分的人，哪怕是地主老财，只要他有抗日思想，不给鬼子当走狗我们就要去团结。那时,有些地主老财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暗地里悄悄的和鬼子汉奸勾结，将鬼子汉奸当成靠山，给他们送钱送粮，还悄悄地给鬼子汉奸报信等。东村地主杜老五就是其中一个，当时村里面的人都非常恨他，后来我们大家合计整治整治他，大家都说我有文化，叫我给杜老五贴个大字报，让他明天无脸见人。于是我找来纸和笔写了内容为“杜老五王八蛋，尖尖头上尖又现，他说交粮大家摊，他是头号大坏蛋，投敌叛国大混蛋”的大字报贴在村子里，气得他暴跳如雷，而村民们却在偷偷地乐。

   1945年3月，刘区长见我表现积极，有一定文化，就让我正式参加工作，并保送我去晋察翼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师资班学习，他说马上要对日本鬼子进行大反攻了，建国后要我们投身教育事业，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一路上，我们一行几十人为避开鬼子和伪军，哪里山高就往哪里走，哪里林深就往哪里钻，尽管这样，不少人还是牺牲在了路上，到了学校，我们只剩下20余人。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后，我们的学习内容有所变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通过学习，我深受启迪，受益匪浅，我认为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深刻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经验，提出了党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可以说是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重要时刻，及时为国家未来提出的一种正确途径。所以我学得非常认真，多次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赞许。

   1945年10月，华北联合大学搬迁到张家口，当时组织上对我们系的学员们说愿意继续学习的就去张家口学习，想参加工作的就在察哈尔省宣化市等待分配，就这样，我们有的同学到宣化中学教书，有的同学在宣化市的行政单位参加了工作。当组织上问我的志愿时，我说我首先服从组织的安排，最想去的地方是部队，组织上立即批准了我的请求，说部队上现在缺少通讯人才（主要搞无线电报方面的），并安排我去晋察翼军区通信学校去学习无线电报业务知识，我在晋察翼通信学校学习了一年时间，毕业后就到察北军区当了一名见习报务员，我们的司令部驻地在张北县，主要敌人是傅作义的部队，有一次，我们被傅作义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当时只有选择跳城墙突围转移，伤亡很大。后来我又在热河军区、东北军区当报务员、东北军区师电台当队长。

   辽沈战役时，我们168师是第二梯队，驻守锦州，我任电台队长。当时的领导都非常重视通信工作，要求所有通信兵严格要求自己，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业务学习。后来我担任了东北军区的通信参谋，那时我们电台密码几乎一天一换，我们不但翻译自己的密电，还要破译敌人的密电，我们破译的密电帮助作战部队打了不少的胜仗，也挽救了无数前线将士的生命。

   1956年，全国成立了五个预备师，我在第五预备师独立通信营独立通信连任连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充，隶属成都军区，由中央军区和成都军区双重管理。为成都军区培养了200余名通信人员，这些通信人员后来都受到了重用，当了干部。

   西藏、甘孜州等地发生叛乱后，根据军委指示，全国预备师解散了，1957年，我们组织了170人的武工队，在队长红光的带领下前往甘孜州白玉县，在甘孜大地开始了光荣而伟大的民改平叛和社会建设。

   从送鸡毛信到无线电发报，我的整个军旅生涯没离开过通信联络。虽然我从未有过机会在战场上面对面和敌人进行拼杀，但我未曾有过遗憾的感觉，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兵种决定的。直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在战争年代，通信兵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打仗离不开通信兵，否则整个部队就会成为聋子和瞎子，一个准确的情报，一次准确的破译，就会做到知己知彼，可以帮助部队摆脱危险，可以让不同驻地部队间的配合天衣无缝，以最小的代价消灭敌人。总之，有了通信兵，部队就像提着灯笼走夜路。

   我要感谢无线电，它是我们通信兵的一根红线，当年，我们用无线电将所有部队连在了一起，同时它又是我的红娘，将我和同样是通信兵的老伴连接在了一起，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半个多世纪，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注：作者系我州南下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