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发生了一件让我永世难以忘怀的大事——我有幸参加了开启藏文化之门的伟大文化工程。
   公元1976年，党中央胜利粉碎了“四人帮”阴谋集团。1979年，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党开始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正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四川省开启了藏文化复苏之门的统一行动。
   当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会同省文化局组成四川省藏族古籍抢救征集小组，率先在甘孜州启动这项伟大的文化抢救工程。
   春节刚过不久，我在甘孜家里接到州文化馆领导电话通知，馆里决定抽调我参加四川省藏文古籍抢救征集小组工作。3月初，我在甘孜与组里其他同志会合后，立即奔赴德格县。我们这个团队很特殊，在三名组成人员中，组长是州政协副主席、原新龙嘎绒寺活佛西绕俄色，成员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曲吉降村。曲吉降村，汉名崔德宁，祖籍成都，原康定日库寺活佛，“文革”开始后，他被迫离开了寺院，后来被省民族研究所吸收。只有我是文化干部。
   我们首先来到德格县八邦寺。三月的果色拉山，依然是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我们骑马翻过果色拉山，只见雄伟壮丽、古堡式的八邦寺矗立在一座小山岗上。难道这就是我梦中期盼已久的“小布达拉”吗？此时的八邦寺已全然没有香烟缭绕、鼓乐齐鸣的佛国景象。寺院大殿驻有贸易小组和卫生院，印经院则变成了乡粮站。西绕俄色活佛告诉我，“八邦寺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在康区的主寺，其地位仅次于西藏楚布寺，其所属的印经院里收藏有大量藏文化经典印版，可惜在民改‘四反’运动中遭到了一定的破坏，‘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与乡事业单位同志聊天时得知，印经院经过特殊处理的印版被人冬天用来生火取暖。听罢此言，我们心里难过极了也惋惜极了。第二天，我们准备召集群众开会，宣讲我们此行的目的，宣讲“四人帮”祸国殃民、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宣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宣讲抢救藏文典籍，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解除群众顾虑，动员群众踊跃捐献收藏的典籍、印版、宗教文物。结果群众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参会人员寥寥无几，第一次群众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我们听说，八邦寺著名的老画师通拉泽旺还健在，他在当地群众中威望很高，于是我们主动去拜访他，希望他出面帮助我们动员群众。在我们真诚而热情的动员下，这位从不轻易出门的80高龄老画师终于兴冲冲地出门参加了群众大会。他激动地对群众说：“朝阳出山了，布谷鸟叫了，我们藏民族文化复苏的日子到了，快把我们珍藏的宝贝献出来吧！”党的政策像春雨重新滋润了人们干枯的心田，短短几天，群众就踊跃捐献出了珍藏的二万多块印版。
   在德格麦宿区，我们依靠老藏医洛仁彭错发动群众，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许多群众经过我们的动员，他们陆续将珍藏的原宗萨寺的典籍、各类文物捐献出来。当麦宿区群众踊跃捐献各类文物的消息不径传到邻县白玉县丁龙村后，村民普布泽仁闻讯连夜从村里赶到麦宿区，将自己埋藏在山里的十三函“钦则文集”交到我们抢救征集小组手上。
   完成麦宿区的抢救征集工作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竹庆寺。由白玛仁增创建于1685年的竹庆寺与它相邻的协庆寺都是宁玛巴六大禅林之一。竹庆寺因其熙日森佛学院著名而蜚声海内外。但在“文革”中，这两座寺院都被夷为平地。当我们来到此地时，看见的是满目疮痍的寺院废墟。当地僧俗对我们仇视、猜忌、怀疑等各种心态都有。西绕俄色带领我们走访了格桑等竹庆寺活佛，与他们促膝谈心，并通过他们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从而打消群众的各种顾虑，工作也因此进行得很顺利。离开竹庆、协庆，我们经浪多、温拖过雅砻江，从年古顺江而下，经中扎科和扎科乡到甘孜，圆满完成了德格县的抢救征集工作。
   其实，抢救藏文古籍并非一帆风顺。工作中，我们也遇到一些基层干部由于多年来受到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抢救藏族文化遗产的意义不理解，对我们的工作不配合、不支持。在白玉河波区，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区领导由于对抢救征集藏文古籍工作不理解，对我们采取消极态度。时任德格县长的周长庚出面协调，我们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工作中，甘孜县大塘坝区一领导的一席话，虽然在当时的基层干部中很有代表性：“藏族社会长期以来是政教合一，宗教与政权互相利用，我们反封建就是要反宗教；宗教是鸦片，那些唐卡画的什么？人不人鬼不鬼，有这些画(指一幅贴在墙上的美女摄影作品)好吗？那些东西有好的，就等于碗豆糌粑里有好东西。”这位区领导自以为说了一句很诙谐的话而得意地大笑起来。我们一行人在吃惊的同时，不禁面面相觑。（扎西次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