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旭林

藏族是一个最接近神山、圣湖、火焰、天空和众神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始终歌唱神并向神朝圣的民族，在此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诗意的民族。在日常生存状态下，那种独特的生存状态与思维活动以及审美构思与表达方式，无疑是诗性智慧的表现和诗意的流露。因此，藏族是一个诗的民族，神山、圣湖、火焰、天空和众神，是藏族生存个体主要的生命元素，相应地，舞蹈、音乐、诗歌、朝圣也始终伴随着藏民族，构成日常生活中占主体地位的诗性活动。此活动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三个关键词：民间、神、隐喻。

隐喻性构成藏族诗性活动的第三个特征。它形成自民间并指向了神，或者说隐喻性成为沟通民间性和神性的桥梁，与另外二者相互依存和影响。对于具有原始意义走向的藏族文化来讲，隐喻是实现藏族个体同民间文化和神灵世界直接对话的工具和方式，它深潜为藏民族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并持久、稳固地作用于生存现实。在藏族人身上，隐喻隐伏着现实与梦幻、凡庸与神圣、苦难与救赎的情感纠葛和冲突。唯有隐喻、不断的隐喻，才能化解藏族人普遍潜藏着的此类焦灼和不安，才能让他们感受到生存的意义。在文学方面，隐喻直接表现为一种固有的审美属性。当代藏族诗人用隐喻去构思和表述他们的心灵自在、灵魂隐痛和精神游历，在雪山、湖泊、庙宇、宫殿和燎燎桑烟之中最终完成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对接。世界上恐怕没有其它一个民族能像藏族那样经受着隐喻的深层次影响。

自1951年以来，当代诗坛涌现出许多用汉语创作诗歌的藏族诗人，主要散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各地，包括解放前出生的第一代诗人丹真贡布、伊丹才让、饶阶巴桑和格桑多杰等人，以及解放后出生的第二代诗人才旺瑙乳、旺秀才丹、列美平措、完玛央金、白玛娜珍、扎西才让等。第一代老诗人一般精通本民族语言，并且还精熟汉语言及文字表达，到了第二代，诗人们一般只能依靠汉语进行创作了。整体上两代诗人呈现出淡化母语意识的倾向，这是他们受到汉语言文化的强势冲击和影响的结果。但是藏族文化传统并未因此断流，原因是当代藏族汉语诗人在诗歌中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民族文化本体意识，具体表现在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抒写、对种族文化中心的回归、对民族精神信仰的体认等方面，第一代诗人中伊丹才让可为代表，第二代诗人中才旺瑙乳、旺秀才丹可为代表。他们是在骨子里流淌着藏民族文化血浆的民族个体，共同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必然促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审美属性。他们在作品表现出的共同审美属性是“隐喻”。

隐喻是诗性智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意义和意象之间的关联不是由意义本身确定，而是由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决定，因而意义关联呈现出不确定和不明晰的特征。从认知角度看，隐喻语言是指大于所指，具有暗示潜能，能激发主体进行直观体验和想象，从而排斥逻辑推理和理性判断。在两代诗人不同风格的作品中隐喻均有大量表现，既是一种艺术构思，又是一种表达方式。第一代诗人的作品主要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表达农奴翻身的喜悦、讴歌民族团结和民族历史文化，在风格上多是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隐喻随之大量出没。

隐喻自然包括了象征。隐喻和象征紧密相连，都具有个共同特征：“间接表达”和“意义不可穷尽”。不同的是，隐喻体现出思维的原始走向和意义的原始构成，它是一种基本形式，象征是隐喻发展过程的自然延伸，是随着隐喻的复杂化、多层次化而出现的隐喻的定型化，“把某些隐喻固定化为具有张力感的象征是一个完整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从心理认知角度看，象征是个人经验与“集体无意识”共同参与隐喻活动而达成默契的结果，它包含的“种族记忆”成分首先是存在于隐喻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