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华

   写下这个标题，父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两年了。

   父亲的离世，突如其来，让我们一家人猝不及防。从检查出癌症晚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的生命便戛然而止。在与病魔抗争的最后日子，他十分留恋这个世界，他还有太多的愿望还没有实现，虽然看见我再婚重组了家庭，但他还希望看见他未来的孙子（女），对迟来的幸福生活，他还百般依恋，尽管我们始终没有告诉他，他已经患了绝症——癌症，所剩的时日已经不多，但他有自知之明，看到面无表情的医务人员每天匆忙地从病房进出，家人对他的态度小心翼翼，他已经预感到他将不久于人世。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已经枯瘦如柴，身形惨不忍睹，病魔将他剥离了人形。父亲究竟得的是什么癌症？医生毫无表情地告诉我说，病人已经是癌症晚期了，如果需要确诊，需要做切片，这对于病人来讲，是最残酷的折磨。总之，父亲的生命是以天计算了。在征求家属的意见之后，医生便在病情一栏内随意填了“胃癌”的字样。

   父亲离世前，我和家人频繁地往返于家里和省人民医院之间，癌症耗尽了父亲的元气，小小的病房就是他和病魔做最后抗争的战场。母亲、姐姐、妹妹和我，情绪十分低落，相处几十年的亲人却要从此撇下，天人一方，永无相见之日。

   父亲22岁那年，戴着“地主子女”的沉重枷锁，从石棉县逃到泸定县得妥公社。在那个年代，口号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而父亲便是那一场场“运动”的批斗对象。无冤无仇的乡亲们总是对他大打出手，直至体无完肤，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踏上一只脚，让他永无翻身之日。”便是开展运动的要义所在。惨无人道的折磨，几乎消灭了父亲的求生欲望，于是，他想到一个没有痛苦、没有批斗的地方去，那就是所谓的天堂。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父亲不敢奢望浪漫的爱情。在那个年代，婚姻也被打上了浓重的政治烙印。大姑嫁给一个贫农，每次在批斗会前，大姑都要在家里饱受姑父的摧残，姑父早已把大姑当作“专政”的对象，在他看来，他把大姑打得遍体鳞伤，自己就和地主阶级划清了界限。面对姑父令人发指的暴力，父亲和大姑敢怒不敢言。有了惨痛的教训，父亲不敢高攀贫下中农的女儿。在好心人的介绍下，他与同样是“地主子女”家庭成分的母亲组成了家庭。

   父亲和母亲将自己的青春全部填埋进了政治口号的废墟中，换来了粗砺的皮肤和衰弱的身躯。在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人与人之间，除了无休止的批斗，根本没有人情可言。记得隔壁一名姓李的夫妻，因为唯一的女儿在1973年炉霍大地震中遇难，他们夫妻从此便相依为命。有一天早上，他上山去砍柴，上工迟到了几分钟，生产队长抓住他就要批斗。他火冒三丈：“去你妈的，你是贫农，老子也是贫农，你狗日的对我专政，找错了对象。”批斗会没有开成，社员们免费看了一场“摔跤比赛。”父亲由于特殊的家庭成分，挨批斗便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他们把父亲打得遍体鳞伤，还觉得不过瘾，竟然把正在哺乳的母亲也要拉去批斗，被善良的大叔竭力阻止，母亲才避免了皮肉之苦。

   公社书记走马灯似的换任，后来，一名心地善良的公社书记说，既然要对他实行专政，就让他为贫下中农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让他去修建泸（定）石（棉）公路吧。在公社书记的保护下，父亲总算躲过了一劫。因为有文化，父亲在施工队当上了技术员。

   1982年，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我们一家人欣慰的是不用讲阶级成分了，我的家庭成分也改成了社员。得知这个消息，父亲举杯欢庆，我们一家人终于找到了做人的尊严，而我也不用遭受同学们讥讽了。抬头望天，天空依旧湛蓝。

   父母组建家庭以来，饥饿和贫穷便如影随形，在凭票购物的年代，父母白加黑地加油干，所得的工分根本不能维持家人的基本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童年是饥荒的，了无生趣。

后来，父亲到乡中心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学校伙食团偶尔会“打牙祭”，父亲带回来一大碗粉蒸肉，我算是开了一盘“洋荤”。父亲豪情满怀地说，党的好政策一定会让我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今后，我们天天吃大米，天天有肉吃。

   父亲一诺千金。他通过书本和实践，掌握了水稻温室育苗技术，待谷种在温室里长出嫩苗，把针一样细的嫩苗一根根地移栽到秧田里，慢工出细活，经过深耕细作，水稻产量居然突破了1000斤，产量翻了一倍。他帮别人培育秧苗，收取人工费，家里又多了一份收入。

   父亲酷爱写作，大作经常在《甘孜报》上发表，在那个全民读报的年代，父亲在公社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父亲每年都要参加州委宣传部和甘孜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座谈会，时任州委书记刘子寿还到驻地看望过父亲，这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更增强了他为报社多写稿、写好稿的决心。每次从康定回来，他都要带回报社发的台灯、自动伞等纪念品。他的新闻作品还获得过全州好新闻一等奖。这既是父亲的荣耀，更是我们一家人的荣耀。

   80年代中期，经商意识已经吹醒了人们僵化的思维。父亲俨然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坚决支持姐姐去湖南长沙学习毛衣编织技术培训。姐姐学成后，便在成都开办了大西南第一家毛衣编织技术培训班。用机器编织毛衣，这在当年还是新生事物，看到机器编织速度快，毛衣线型好，人们惊叹之余，纷纷前来学习。

   因为外婆的固执，本该是一名教师的母亲，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姐姐在成都办学办得风生水起，母亲坚固的思维也在静悄悄地改变。90年代初，父亲决计将承包地转租给其他村民，这在当时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地主就是地主，随时都想着剥削人。”在一片非议声中，父亲通过乡党委、政府，将土地转租给了别人。因为一次农耕，父亲的右眼失明，在绝望中，父亲学会了坚强。他打算去帮姐姐管理财务，然而，生性多疑的姐姐、姐夫像防家贼一样提防着他，找各种理由把父亲赶回了老家。

   母亲好打扮，有独特的审美情趣。姐姐让她去教学员，她像模像样地在黑板上画衣服的草图，精准地教会学员量衣服的尺寸比例，大胆引进连成都市场都没有的衣服款式。当时新出了一款电脑提花编织机，是瑞士进口的，母亲去石家庄学习，老外教会了她这门技术。因为是帮自己的女儿创业，母亲不好意思开口提工资的事情，义务帮了姐姐几年。妹妹高考在即，因并轨招生，要花费很多钱。邻居们都好意相劝：“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你们没有必要在女儿身上花冤枉钱。”大智慧的父亲主意已决，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女儿上大学。妹妹通过努力终于考上了重庆师范学院。父亲向姐姐、姐夫发招，如果不发工资，立即让母亲回家。因母亲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姐姐只好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刚愎自用的姐姐、姐夫在事业旺盛期，不懂得企业转型和管理，“超前享受”意识膨胀，买“大哥大”、买成都市场上最贵的音响，买房产，由于经营不善，他们拥有的百万资产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破产了。

   姐姐、姐夫的所作所为让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他谋划着依靠自己的能力把40多年历史的老瓦房拆除，重新修建楼房。他草拟了图纸，精准计算工料，几万元钱就修建好了两层楼的住房。

   母亲在成都生活了10多年，早已经习惯了灯红酒绿的大都市生活。妹妹大学毕业后，在成都一所中学教书，购买了宽大的住房。妹妹希望父母都去她那里居住。父亲却心存顾虑，担心有朝一日会被女儿、女婿赶出门。母亲却不以为然，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不能在一起生活？母亲欣然地住进了妹妹的家里。父亲却一个人在得妥生活。凭借一只弱视的眼睛，洗衣做饭。妹妹回家看到，街上的无良商贩竟然卖给父亲发霉变质、甚至长了虫子的食品，父亲还吃得津津有味。妹妹不容分说，把固执的父亲也接到了成都。

   逛街、买菜，帮妹妹带孩子，周末，妹妹和妹夫开着车带父母去都江堰、龙泉、汶川四处游玩，良好的生活环境让父母乐不思蜀。

   父亲的病情加剧了，他已经无力摆脱死神的魔爪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剩下一堆骨架了，早已不能进食，只能依靠液体维持生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我日夜守护着奄奄一息的父亲，悲恸不已。他已经不能言语了，连最后的遗愿也不能表达。

   母亲是和我一起得知父亲病情的，回忆父亲悲惨的遭遇，母亲眼泪婆娑；翻看她和父亲的合影，往事历历在目。牵了她一生的那双大手，如今要彻底放手了。她一个人将度过寂寞的晚年，那个听了她一辈子谩骂、指责的人，要走了，从此，她的身边少了一个陪她逛街、听她发牢骚的人。

   家人的痛哭，并没有唤回父亲的生命。5月15日成为父亲的忌日，这一年，父亲75岁。他去了一个没有病痛、没有迫害的地方。父亲带着痛苦走了，母亲便生活在一片哀思之中。母亲的脾气愈发刁钻古怪，喜怒无常，时常迁怒于家人，总是妄想她的儿女会让她凄凉一生。

   《诗经》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亲没有享几年福，因为眼睛看不见，旅游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曾经想让他去吹吹海风，这些愿望竟成为了父亲的遗愿；母亲日渐苍老，岁月在她俏丽的脸庞上留下了一道  道皱纹，因为担心老无所养，她时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尽管心里十分添堵，妹妹依然对她千依百顺。子欲孝而亲不待，由于这几年我和父母天各一方的生活，我对于父母有了些许的淡漠和冷清，父亲离世后，我时刻鞭策着自己，真心希望母亲身体健康，福寿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