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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野密切交融

甘孜日报    2017年06月19日

   ■张炜

   人类从跌跌撞撞地进入城市化之后,写作者就开始分成了两拨:一是从小生长在闹市里的,二是出生在乡野间的。

   一个终生不愿迈出城区的作家,竟能走得那样远,该有多好的体力和才华。他们如果像出走修行的人士那样,再获得一些安静和旷野绿地,又会是怎样一种惊人的情形?不知道,或许一切还恰好相反,因为生命性质不同,人的灵性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天生就对于闹市特别敏感。

   比如说索尔·贝娄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动物,他一辈子没有离开城市,作品中不停地写知识分子和城市纠葛,但也实在伟大宏阔。但是如果研究索尔·贝娄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终生在做两种事情:一是在文字世界里畅游,并让这种生活成为虚构的重要基础;二是他仍然极度地向往自然,利用一切机会与大自然亲近,与大地的神经丝丝相接。

   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看起来都是生于贵族之家或城市街区的,但他们整个的生活历程中,与平民的来往是很频繁的。而且他们大量的时间是在俄罗斯大地上行走。普希金主要住在郊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流放地生活;托尔斯泰不离树木蓊郁的庄园;屠格涅夫迷恋俄罗斯大地。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城市作家。他们大概以现代作家为例,却没有以今天的作家为例。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城市化程度很低,即便看起来是一座大城市,实际气质也还是一个大乡村。它的本质内容跟乡村的交接边缘不是特别清晰,有时候似乎是介于二者之间。所以中国作家更多地置身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有些看起来已经相当繁华的大都市,从形式到内容仍然是处于对西方都会的摹写,外洋内土。这些城市还没有称得上自身的独特文化与历史,严格讲还算不上真正的现代都会。所以聪明的城市写作者一生都在省悟这个生活主题,尽一切机会与乡野密切交融。

   到了当代,情况就有些稍稍改观了,这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关。我们渐渐会发现比较纯粹的城市作家在出现。由于中国对西方城市的模仿,对其生活状态的模仿,时间日久,也会衍生出很特殊的、中国当下的一份城市生活。这种生活培植起来的写作自有优势,那就是在模仿中的忘我状态、一种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西方都大为不同的特殊生活情状。他们的心理不同,描述也不同。他们在不难察觉的自卑中与世界对话,居然也能对得起来。这就是当今的乡野作家所不具备的生活内容和文化视野。这就呈现了表述身份和表述内容的极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许是只有第三世界的中国才具备的。但是他们和西方那些纯粹的城市化作家所面临的困境仍然是一样的,就是同样需要大地和乡野,需要去见识大风景——那些地方氧气充足。

   这里的“氧气”当然不光是指化学分子式的意义了。

   文学研究者可能也是如此。一个完全不了解乡村与土地的人,也就处在了长期缺氧的环境之中。西方的个别研究者依赖于学府传统和流派,可以在那个研究的小圈子里名声日隆,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体系,掌握了一种现代解剖方法,有学术家族的密码。这个密码和钥匙似乎攥在他们手里,有时候是近亲私授,靠血缘关系传递。这种游戏由于看上去过于认真,也就显得有些荒诞。

   这一类高深晦涩的西方学院派,其实与文学的簇新感动和真正的诗意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可以在对立中快活地繁衍,正像塑料化纤布景与真实的自然风貌对立,却具有很大的市场一样。商业主义时代什么都可以成功,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对于有一部分较真的人来说,他们却不会满足这些,一定还要吸收被世俗落叶所覆盖了的、广袤大地上的营养。这是另一类令人尊敬的学院派。

   关于乡野与成长的话题,还可以再扩展开来说。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俄罗斯是触目的,给人震撼最大。它横跨欧亚大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狭促地理环境很不一样,跟北美国家也不一样。它有西伯利亚,也有欧洲的部分,在它广阔的国土上有很苍凉的地区:冬天很冷,白雪无垠。可是春夏天的圣彼得堡鲜花遍地,又是浪漫之都。它的东部城市也非常浪漫,这是从它的西部蔓延过去的。但是它给人整个的感觉还是宽阔和苍凉。这样的民族很容易产生严肃的思想,他们生长在一片忧郁的土地上,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类作家,赫尔岑那样的思想者,普希金、莱蒙托夫那一类的歌者,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推理起来,从一个民族到一些个体,道理全都一样:没有开阔苍凉的大野,生命的求索和想象就成了另一番景致。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一些都会,一方面是很现代化的城市,另一方面它的大自然保持得极好,比如湖水树林,比如近郊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农场,这使它的乡村乡野味仍然很浓。有的城市直接就拥有成千上万的野湖和广阔的大平原,城市里面以及城市很近的周边全是乡野风光:橡树、枫树、玉米田、豆田、苹果园……城与乡是交融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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