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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文明探索之旅(五)

《甘孜日报》    2015年08月24日

    格萨尔史诗在数十个国家为学者们津津乐道。传播格萨尔史诗来,自然要立足本土,本土起源应该是格萨尔史诗文化研究的基地。传承格萨尔文化,想象力一直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格萨尔史诗学术界和民众关注的重点。在17世纪,耶稣会士柯切尔发表《埃及之谜》和《中国礼俗记》两书,从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之处出发,论证中国人与埃及人之相像,其中也是想象力发挥了显赫作用。
    作为人类童年时期产生的格萨尔史诗,显然对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正如哈里斯主编的《埃及的遗产》一书中所论述的埃及文化传统对欧洲和西亚的贡献一样,在以文化为灵魂的旅游发展中这种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也是旅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涵。
    我们也可以从旅游学的发展中找到发展依据。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旅游学的研究着重在以经济为内容的领域内,如意大利的波迪奥、玛丽奥狄,奥地利的斯特拉德涅尔,德国的博尔曼,英国的奥格威尔和诺尔瓦勒,以及美国的维耐斯等人,均有旅游专著面世。到了60年代以后,国际旅游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出越来越广阔的前景,这一阶段,旅游学的研究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实践性更强,二是多学科的倾向也更强。这一阶段的成果标志是德国学者拉普特在1954年出版的《旅游消费》,意大利学者特洛伊西1955年出版的《旅游及旅游收入的经济理论》,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使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伦德伯格的《旅游业》和密执安大学罗伯特·麦金托什的《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对旅游业作了比较全方位的论述,这一成果对于今天的旅游业依然具有丰富的积极作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79年出版的日本前田勇教授的著作《观光概论》,侧重对现代旅游的要素和特点、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业的构成、旅游组织和旅游政策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具备了现代旅游学的基本内容体系。
    到了90年代,随着人们对生存环境认识的深入,旅游学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了非经济领域,生态平衡、旅游资源的保护、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逐步上升为新的研究热点。当然,旅游业中纳入文化元素,应该也是这一时期引起重视的,人们逐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强劲作用。这一转变,为格萨尔旅游文化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丰富了该学科的内容。
    在旅游活动的旅游者、旅游资源和旅游业等要素中,格萨尔史诗文化能够令旅游者产生强烈的精神需求共鸣,能够从好奇到感兴趣到热爱,旅游者会在目睹格萨尔史诗遗址遗迹的过程中,在情感深处激发好奇、敬仰之情;在聆听格萨尔史诗说唱的过程中,由衷地融入、内心受到震撼,且为之感动;学者会因格萨尔史诗的客观存在(非物质内涵)而构筑诸多学科,生发诸多成果。格萨尔史诗文化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已经不是简单的“资源”可以涵盖的,而是该文化富集区旅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和必要内涵。
结合旅游发展的内在规律,格萨尔旅游文化学在于建构相应的文化体系,构筑文化理论框架,这是格萨尔旅游文化学的根本任务和目的。
    诚然,格萨尔旅游文化学的研究任务,就是在阐明旅游活动及其基本规律的同时,在充分认识旅游活动的性质及其原因、形态结构等内容的同时,对格萨尔史诗文化在旅游活动中所产生效能和魅力,并作出科学的评估。
    具体的研究任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释格萨尔史诗文化在旅游活动中所形成的本质和社会属性,进而揭示该文化现象融入旅游活动后的活动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依存关系;二是阐释格萨尔史诗文化融入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彰显格萨尔史诗文化的要素功能;三是阐释格萨尔史诗文化在旅游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进而探索游客对这一文化的心灵需求特征;四是阐释格萨尔史诗文化在旅游互动诸要素融汇之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应,进而揭示这一文化要素的社会意义;五是阐释格萨尔史诗文化融入旅游活动诸要素后的发展前景和未来趋势预测。
    总而言之,格萨尔史诗文化要在旅游活动诸要素中完美地融合,并发挥文化的“软实力”效应,这就是构建格萨尔旅游文化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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