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国平
    一九八二年七月，笔者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只身来到康定，任教康定中学初一年级，后任教康定师范学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康定，文学像沙漠一样的贫瘠。能够发表文学作品的，只有《甘孜日报》副刊，发纯文学的阵地只有《贡嘎山》。
    投名状
    其实，在第一次登临《贡嘎山》编辑部之前，笔者就认识了张央老师。一九八三年的十月，笔者与张央老师的准女婿——康定一中的庞明不经意间认识并且成为可以“打脚蹬”（同睡一床）的好朋友，后来他和张央老师的女儿张玲好上了，就引笔者面见张央老师。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但心中又惴惴不安——笔者几乎没有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面见高人，总得要一个投名状啊，可笔者什么也没有。
    穿过幽深的巷道，踩在跳荡着阳光的石板路上，热血喷涌。说句心里话，活了二十三年，虽说初中就开始胡乱写诗，大学也看了不少诗人的传记，但真正有目的地去拜见一位当地最有名的诗人，这是第一次。他会对笔者怎样？会不会冷落？这样去拜见先生会不会贸然？阳光在脑门上炙烤着，有点晕。
    “庞明，我还真怕见张老师！”笔者后退着。
    “怕啥？我是他准女婿，你是我的好朋友，更何况我老丈人对人特好，我从来没看见他发脾气。”庞明几乎硬拽着笔者上了楼，走进张央老师的家门。
    巨大的书架上摆满了书，雕花的窗棂很好地分割着阳光，静静地照耀在靠窗户而坐的张央老师脸上。张老师站了起来，满脸含笑地伸出双手：“你就是杨国平老师，我听庞明说起过你。欢迎你，我们甘孜州需要你这样的文学青年。”
    “我喜欢文学，但不知道怎样发展，还请……请张老师……今后……多多指教。”笔者第一次有点结巴起来。
    “指教不敢，我们共同提高吧。有什么作品，都可以拿过来，我们一起切磋。”
    张老师亲自为笔者泡上茶后，我们相向而坐。小花猫蹿到张老师的腿上，蜷缩在他的怀里。张老师接纳了它，轻轻地抚摸着它厚厚的皮毛，在他的抚摸之下，小花猫眯着眼睛，发出轻微的叫声。瘦削的张老师，眼镜下的柔光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交织在一起，银白的头发被镀上一层金。我们便促膝长谈起来。
    笔者第一次了解了甘孜州的文学发展现状，也听到了张央老师四十年代谢绝白崇禧的高位聘请，独身一人来到西康，全身心投入到藏区文化建设事业的故事，几年的西康之行，他写下了几百篇总标题为《西域纪行》的散文随笔和大量讴歌火热生活的诗作发表在《西康日报》上。笔者很遗憾地知道张央老师展现西康省山川地貌、人文风情的《西域纪行》以及诗作还没能结集出版，但张央老师自信地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它不会被尘埃掩埋。”
    笔者没带礼物，却被张老师邀请共进晚餐。当月华升腾时节，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张老师的寓所。几次转身回望，低矮的屋檐，拱卫着雕花的窗户，张老师书桌前的灯光投射出来，照在光滑的石板上，与月华交相辉映。笔者知道，前面是一条幽邃的巷道，直通宽阔的街面，而街道前，是出自高原雪峰、奔流不息的折多河。
    后来，一有空，就往张央老师那儿去，专门聆听他的教诲。张央老师像父亲一样，使笔者变得无拘无束。在笔者心中，他是仰望的高岗，是圣洁的高原雪莲。笔者的第一首诗《高岗》，第一篇散文诗《雪莲》便化身于张老师留存在心中的记忆。这两篇文章在《贡嘎山》发表——算是我的投名状吧。就这样，笔者与《贡嘎山》结下不解之缘。几年后，对张老师几次专程采访，笔者写下了报告文学《四十年代的张央》。
    朝圣《贡嘎山》
    贡嘎山高七千余米，为蜀山之王，终年积雪，高不可攀。
    以此命名的《贡嘎山》，它对康巴高原山川风物、人情世态、神人世界的交感和直达灵魂深处的展现，使它成为人们心灵深处高不可攀的圣地，令人们向往。
    当时的贡嘎山编辑部，居康定的白土坎，兀立在松涛汹涌的林海前面，它左牵郭达山的手，右揽折多山风雪，与白云溜溜的跑马山遥遥相对，俯视着云烟飘飘的康定城。
    每次去《贡嘎山》编辑部，都像一次朝圣。
    笔者和当时一样年轻的文学青年们，常常穿越石片垒的、像羌寨城堡一样高耸凝重的墙体挟持的巷道——黝黑得只可看见一线天光的北三巷，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攀登。几百个台阶，刻下我们或飘渺或稳健、或板滞或流畅的脚印，让我们的文学梦或消散在风里，或化着灼灼炎阳高悬在蓝天白云下面，定格为《贡嘎山》里泛着油墨香味的文字。
    甘孜州文学领军人物就坐在上面。张央、意西泽仁、紫夫、黄定坤，诗坛后起之秀列美平措，构成我们不可逾越的风景线。一个下午，在诗人窦零的引导下，笔者第一次登临《贡嘎山》编辑部。
    我们走进了一楼会议室，紫夫、定坤和列美平措全都迎了出来，交谈甚欢。诗人列美平措和我们多有交往，诗人内在的狂傲与外在的谦和构成有机统一，与他初次见面，让人觉得遥远，随后你就会看到他从骨子里透出的善良。老实说，笔者的大部分诗歌作品都是经他不厌其烦的指点之后才发表的，笔者比他大一岁，但他是笔者的老师。面见脸上长着一颗痣的紫夫是笔者的第一次，他以他的风趣幽默、接地气的谈话拉近了我们间的距离。如果说写诗是对生活的提纯，那么小说创作则是对生活的全身心的融入；如果说列美在“形而上”，那么，紫夫则是标准的“形而下”。随时都在农牧区“钻帐篷”、吃坨坨肉、写稿件的紫夫，他每一篇作品都是这广阔的雪域高原的再现。定坤和笔者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他和笔者同校同系，高笔者一个年级，又同在康定中学同一年级教语文，但一两年后，上完课后的他就消失了，跑到《贡嘎山》搞起了编辑工作。笔者很难有机会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文学、美术方面的才华协调地统一在他柔弱的外表下面，绚丽成一片光，时时招引着笔者。当笔者以笔名“艾丽纯”发表《四十年代的张央》时，远调到重庆工作的他，还专门打来电话说：“你娃终于对上相了！”
    他们谦和地与我们交谈，笔者静静地仰望着他们。
    副主编意西泽仁的办公室，在编辑部的二楼一个小小的阁楼上。我们静静地攀登着，拱顶呈山尖一样阁楼，伏案写作的意西老师站了起来，他高大的身材使房间显得特别低矮，笔者想：“这个房间太小了，他应该会有更大的空间的。”
    意西泽仁满脸含笑地伸出手。握住他伸出的双手，会禁不住地被他的热情感动。饱满的天庭、卧蚕一样的眉毛与他轮廓分明的脸，把一个典型的藏族作家深刻的内涵、睿智的风骨展现在你的面前；温和的语调，谦和的待人接物，让你知道了什么人才是藏族优秀的人才。几年前，他出版了《大雁落脚的地方》、《松耳石项链》等多部短篇小说集并且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发行到国外。
    后来，笔者请求意西泽仁老师到康定师范学校为文学社成员作一次文学讲座，他欣然同意，并问笔者：“讲什么好呢？”
    “请意西老师确定！”
    他笑了笑，问：“你的文学社有多少学生，有多少藏族文学青年？”
    当我一一作答之后，他说：“那我就讲一讲‘文学离不开民族的土地’，行吗？”
    “好啊！我本来只是想请大作家与文学青年见见面，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鼓舞效应。意西老师的讲座，无疑会从根本上引导学生走向纯正的文学之路。”
    “我们编辑部的人一起来，为杨老师助威，为扶持康巴文学的新苗加一把力。”
    笔者有点语无伦次了，只好激动地说：“太好了……欢迎你们！”
    康巴第一个文学沙龙
    《贡嘎山》的光芒照耀着康定师范学校。会议室里，康定师范学校文学社两百多名学生欢声雷动，张央、意西、紫夫、定坤、列美，分别从不同角度向文学爱好者们撒下文学的催化剂。明星的效应，已足见光彩夺目，达到的效果可想而知。见面会后，编辑部的老师们与学生的个别交流，更是促发了学生写作的积极性，文学之风吹遍校园。更主要的是，明星老师们无形中改变了文学社培养人才的教育范式：大课堂的文学讲座与个别谈心式的辅导相结合。
    这样一来，康定师范学校周一下午的文学活动，教室、会议室、校内花园，都成为与学生进行文学交流、改稿的场所。周一下午上大课，搞专题文学讲座是面上的工作，笔者专门开设了“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专题讲座，随后又开设了“诗歌鉴赏阅读与创作”、“散文创作”及“小说系列讲座”。下课后，络绎不绝的学生开始造访笔者家，更多的活动便移到家里。列美不喜欢张扬，受邀与学生见面又多在笔者的家里，笔者的家便成为作家与学生交流的主要场所，成为笔者利用空余时间指导学生、为学生修改作品的常用地，也成为康师校实际上的文学沙龙——取名曰：“国平文学沙龙”。
    笔者敢说，每年至少一百个固定成员的文学社，至少三十个学生长期参加的文学沙龙，在时间上、在规模效应上，绝对是康巴高原的第一个。后来，与笔者成为至交的全国十大少数民族诗人的列美平措也多次被请进校园，与学生见面，搞了多起专题讲座，指导学生的文学创作。
    如果说康定师范学校的文学殿堂是笔者建立的，那么它厚重的基石就是张央、意西泽仁、列美平措、黄定坤和紫夫。康定师范学校学生文学社、国平沙龙，兀立在稻子坝，静静地反射着雪域高原的阳光。与现在流行的专家讲座的开展绝不一样的是：现在有点名气的专家学者，讲座的高额收费和往来的车船费成为他们收入的一大部分，可是甘孜州的顶尖作家，到康定师范学校讲课，几乎全是步行，没有一分钱的讲座费，至多是在笔者小小的房间里喝上一杯素茶、一杯淡酒。他们无私的胸怀，包蕴的诗心，早已浸进学生的灵魂深处，化成高原碧空里灼灼的阳光。
    其实，早在1986年九月，笔者已经在康定师范学校建立了康师文学社，第一届文学社社长就是马丹，随后有冯光福、周福君等。笔者的住处——那排由装杠碳的平房改建而成的单身住处，成为康定师范学校的文学沙龙。长期到笔者这来的有八七届、八八届、八九、九零、九三届的学生，大家围坐在电炉旁，朗诵诗歌，朗读自己的作品，听笔者谈文学创作。
    文学写照
    一九八六年的寒冬，八七届的马丹带着格绒追美来到笔者的房间，还带了一瓶酒。在被双人床占据一大片的十平米不到的卧室，有的坐在床边，有的围绕着电炉，在清茶蒸腾的热气和淡淡的酒香里，我们的谈话延伸到遥远。苍茫的原始林海、蔚蓝天空的翔鹰、草原散落的牛羊、寒暑交替的自然，苍凉中远足的马帮、茫茫的都市人流，这纷繁芜杂的世界，就是我们文学纵阔的天地。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自然要关注脚下的土地。一个民族，它赖以生存发展的地域特色、千万年延续下来的生命态势，共同构成自身的文化基因，展现它，并把它传承下来，就是文学的使命。关注脚下，从历史沿革认知一个民族，感悟纷繁的世界，写下多彩的生命画卷，不就是文学所在的意义吗？这与其说是笔者对学生的教育，不如说就是笔者此刻的感受。
    不善言谈的格绒追美，静静地听着笔者的讲述……后来，他成为沙龙的常客。这期间，笔者看到他的许多作品，一个一个的短章，构成一个逐渐明朗的画面，藏地风貌逐渐显出端倪，但表层的东西似乎多了点。让笔者加倍关注他的是因为他的《白土坎的故事》。地名是康定的，故事却具有典型的藏地特色，这是难得的好作品，只是内涵少了点，但作为藏族学生能用汉语写到如此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你对藏族的宗教了解多少？”我问他，他谦虚地低下头。
    “文学离不开民族的土地。藏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始终与宗教紧密相连。我们了解了宗教，就会站在一个制高点把握一个民族，描写它的一举一动，而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要显现它所具有的文化符号，这才是描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写作！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正好给你提供了很好的写作范式。多看看吧，同时希望你能够多读一点不同特色的文学名著。”
    中师毕业前，格绒追美的第一篇小说《白土坎的故事》在《贡嘎山》发表。毕业后，他回到了乡城，后来考到中央民族学院，四年后回到生他养他、给他无尽灵感的故乡。笔者听说他发表了许多小说，当他成为藏区知名作家后，笔者收到他的签名赠书——长篇小说《隐蔽的脸》。
    稍后于他的是康师九零届的泽仁达娃——他的汉名叫邢小斌。这是一个徘徊在篮球与文学之间的学生，不到一米七的邢小斌有极强的弹跳能力，他能扣篮。对篮球的痴迷几乎让他远离文学，好在上帝早已作好安排，让他退守在文学这片土地上。他坐在文学讲堂里，常常魂不守舍地站起来，跑到篮球场上打一回球又偷偷溜进讲堂。他也许走着文学社许多同学同样走的路：先登门拜望老师以求得老师面批面改，然后在《甘孜日报》发表新闻、然后再在《贡嘎山》或是其它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无论文学之路多么遥远，走得多么曲折，他们都在坚实地往前走！
    就在笔者离开康定，回到南充，又辗转到成都教书的2003年，从没有通讯交往的邢小斌却降临在笔者的面前，在送给笔者一对镶金的酒杯千恩万谢感激笔者的培养之后说：“我的第一部小说《走在前面的爱》已经脱稿，里面的主角就是国平老师……”当时笔者封冻的心，像被阳光完全化解开来，幸福洋溢在脸上！几年前，邢小斌头部因车祸而被植入金属片，晚上只要有一点噪声就可能彻夜不眠。他忍受着腰部骨裂痛苦、躲在泸定的偏僻地方以求安静写作，每天只能写作五十多字。他十几年如一日地描写着深爱的土地、展现他眼中的村落、揭示出斑斓的藏民俗画卷。他签名的两部小说就摆在笔者的面前。笔者对他的认识、对他的敬慕、对他深深地希望，已经写进《高原速写·生命的思绪》里面。
    2000年，笔者到泸定冷碛，专程看望了出过诗集的学生吕体骥，当时他在教小学。简陋的住处、寒碜的教学环境却开出了诗歌的花朵。他饱满的生命态势，让笔者深深感动：贫瘠的原野上，最容易开出鲜艳的生命之花。
    最近，笔者看见了最早在《四川日报》发表散文作品的冯光福的摄影作品：蔚蓝的天、峭拔的雪峰，那种纯净自然的、荡人心魄的魅力直达灵魂深处，让人身临其境，不忍离去。八八届的李军在当时就以诗歌蜚声甘孜。
    作为老师，让笔者感动的不仅仅是这些。灵魂深处始终留存着一份眷恋、一份永远的不舍。如果上帝还在，那么他也一定还在，在镏金的高原攀登、在葱郁的草场漫步，在扑鼻的花香前面留连忘返。
    他，叫健雄，一个有着坚毅轮廓脸、闪烁着智慧之光、深邃的眼睛的小个头的藏族青年健雄。
    他的哥哥叫建国，是藏文班里诗歌写的最好、也与笔者走得最近的藏族学生，他早就对笔者说，他有一个极爱写作的弟弟。半年后，他的弟弟健雄考进了学校，他们一同拜见笔者。看了健雄写的几篇文章，文词畅达、语言凝炼，鲜活的藏区人文风貌尽现眼前，不事雕琢的文风里，一种先天就具有的写作灵性之光扑面而来。笔者的内心在颤抖：“这真是难得的写作天才，必须好好培养，让他成为藏区最好的写作高手！”
    对于才华横溢的健雄，笔者从他带有神秘色彩的藏区人物风貌的文字中发现他写作小说的天赋，专门开设“小灶”，随时随地地审阅并修改他的作品。和他在一起交流，感到从来没有的兴奋。笔者被他展现出来的小山村中的生与死、爱与情仇，神与人交叠的故事深深震撼。说句心里话，笔者在他的作品中感到了鲜活的生命之流和叩击灵魂的力量，不好好培养他就是我的失职。
    健雄说：“我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写小说，然后请杨老师指点。”笔者常常期待着他从教室里走出来，越过太阳的过道，轻轻敲击笔者的门。从他每周都会带来的全新的一两个短篇小说来看，他真地是在全身心地写小说。
    遗憾的是，暑假结束后，兄弟俩中，只有还在写诗的哥哥来到笔者的家里。他说：“杨老师，我的弟弟走了，他不会再到你这儿来了。”
    “为什么？转学了？”笔者显出空前的失落，分明看见了那张白净的脸上闪烁着灵智光辉的眼睛。
    “他死了，得了包囊虫病，全身溃烂。病来得快，他走也走得快。”
    “你们为什么不抢救他呢？”
    “抢救了，各大医院包括川医，都去了。我们也请喇嘛打了卦，还是不行！后来，爸爸妈妈、全体亲戚把救弟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医生身上，只有他才能救我弟弟一命。我们找了一切关系，都没有找到那个医生。弟弟走了，走得很痛苦……”
    笔者默默无语咬开酒盖，把一瓶酒洒在楼板上，祭奠一个飞升的灵魂。笔者敢说，他的去世，使笔者失去了作为好的文学导师的机会，使甘孜州失去了一位天才的小说家，在自然面前，生命怎么就这么脆弱？
    ……
    初步统计，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几年间，也就是笔者在康定师范校工作的七八年时间里，每年，都有至少五十人是文学社的长期社员，上百人听过笔者的文学讲座，每年，推荐发表的作品至少三十——五十篇。最辉煌的一次讲座是“小说鉴赏”，当时听课的学生、老师坐满了可容两百多个座位的会议室，就连过道上也站满了学生。而讲课的笔者，不断抽着烟，手中的讲义只是在火柴盒上写的几个字。近两个小时的讲座，竟然没有一个人退场。
    有一份耕耘总会有一分收获。通过文学社培养发表作品的有多少人？笔者不知道！文学提升了多少学生的生命质量、改变了多少学生的生命状态？笔者不知道！只知道几个留存在心底的学生名字：格绒追美、泽仁达娃、苟小兵、冯光福、李军、周福君、杨威、马丹、吕体骥、建国、健雄、杨小华、左艳、廖维柯……
    诗人列美平措在许多场合都在说：“杨国平为甘孜州培养了一群作家。他对甘孜州的文学贡献功不可没。”
    选择文学，就选择了一种生命状态；从事文学创作，是对生命和自然的礼赞。文学延伸出来的可能是一条羊肠小道，直达山顶的路屈曲盘旋，你如果选择了走这条路或是离开了这条路，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了文学，就有了属于你的快乐，就有了你的别样的生命状态。
    谨以此文，送给曾经和笔者一起在文学之路上一同远足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