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康定成立。图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桑吉悦希（天宝）宣布自治区成立。

◎本网记者 张永才 文/图

他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藏族老红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他是唯一一位代表藏族参加新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他是共和国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长。他的名字叫桑吉悦希，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天宝。

主人公小传

天宝，又名桑吉悦希，1917年出生于四川马尔康，少时入寺庙当“扎巴”。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至1949年任蒙古抗日支队教导员。1950年11月，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划归四川省，改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一任主席；1952年，兼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长，成为共和国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州长的干部。后来，天宝同志又先后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西康省副省长、四川省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以及中顾委委员等职务。2008年2月逝世。

脱掉僧衣换戎装

1917年2月，马尔康党坝一个叫石果坝的偏僻小山村，一户穷苦的藏族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小男孩，父母为这个小男孩取名木尔加。木尔加出生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父母又为他生下了两个弟弟。

木尔加的父母都是穷苦农民。在当时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年四季无论怎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艰苦劳作，最终的“收获”，除了土司、头人那无情的盘剥和狰狞的皮鞭，便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终于，父亲孱弱的肩膀再也无力抵挡命运的凄风苦雨，在木尔加尚未成年的艰苦岁月里，怀着一腔对现实的绝望和对远方的一丝儿期待，带着木尔加的大弟弟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漫无目的地向着茫茫远方流浪……从此，父亲和大弟弟便永远走出了木尔加和母亲的世界。7岁那年，小木尔加被送到附近的一座叫色不计的寺庙当上了一名“扎巴”。

色不计寺是一个非常小的寺庙，全寺只有二十几个喇嘛，寺中没有活佛，只有一位老喇嘛管事。老喇嘛教小喇嘛们学习藏文、念经。从走进寺庙之日起，木尔加穿上僧衣在那座并不算大的寺庙里，整整度过了11年的苦行僧生活。在色不计寺学经结业时，老喇嘛为木尔加改名为桑吉悦希。

对于整整11年的苦行僧生活，桑吉悦希很是遗憾。生前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曾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位老喇嘛学问也不高深，除了教我们死背经书外，并没有讲授过什么教义，更没有教我们写作应用文等等……学了那么多年，不仅没有学好藏文和佛经，就是连封信都不会写。”

11个春秋，在有口无心的诵经念佛过程中以及成长的身体里，桑吉悦希感到“佛”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11年的苦行僧生活，他得出一个结论：佛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人们吃得饱穿得暖、人与人平等的人间。1935年春天，这个他在寺院里没能找到的平等的人的世界，忽然在红军的行为和言谈中印证了。于是，为了内心那个朴素的愿望，桑吉悦希走出寺院，脱下已经穿在身上11年的僧衣，跟随红军北上，开始了他全新的人生。这一年，桑吉悦希刚好18岁。也许，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便走出了一位代表藏族参加新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便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州的首任州长。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散布的谣言闹得人心惶惶。藏族群众对这支从未见过的军队感到非常害怕，不但土司、头人和有钱人家都跑到山里躲避，就连普通的群众也有不少人逃向了山里。桑吉悦希是扎巴，家里穷得叮当响，虽说是不怕，但看见乡亲们都往山里躲避，他也跟着跑到山上去了。

不久，乡亲们发现这支军队有些奇怪：又是风又是雪的，明明寺庙和民房都空着没人住，他们却不去住，而是在外面挨饿受冻。一些胆大的人先是远远地观察，后来便慢慢地接触这些军人。他们发现，这些军人都非常友善，虽然语言不通，但总是笑嘻嘻地打着手势同他们亲热地招呼。这时候，他们惊奇地感觉到，这支军队与他们过去所见过的军队完全不一样，这支军队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对贫苦农牧民还特别好。不知不觉中，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支向着穷苦百姓的军队。尤其是桑吉悦希和一批藏族青年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支军队对自己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于是，一些年轻人开始大胆地同红军接触，有的甚至参加了红军。这其中，桑吉悦希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还当了队长，虽然他并不知道“队长”是多大的官，但是他看见这个人能管几十号人，今天在这里打土豪明天在那里给乡亲们分浮财，风光得很。

桑吉悦希动心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呢？”他毅然报名参了军，当即脱下僧衣，穿上了一套看上去并不怎么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一个小扎巴当众脱掉僧衣，换上红军的军装，顿时赢得了红军战士和藏族青年朋友的喝彩，他自己也十分“得意”——虽说那半新不旧的军装并不太合身，但毕竟长这么大了，还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这么“风光”过！他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桑吉悦希过去当扎巴，虽然耗去了整整11年的光阴念诵经文，但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最终对经文的意思还是不甚了了。自从当了红军以后，他心里越来越亮堂了。他逐渐明白，当红军不仅是为了自己有饭吃、有衣穿，也不仅是为了自己“风光”，而是为了让天下的穷苦百姓脱离苦难。他更知道了，藏族和汉族是兄弟，都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各民族应该友好相处、平等相待。桑吉悦希坚信自己的道路没有走错。这一年的秋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

毛泽东给他取名为“天宝”

1935年8月起，桑吉悦希随红军辗转三次走过茫茫草地，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三路红军终于胜利会师陕北。

延安城北关外有一个叫小沟坪的地方，中央党校当年就设在这里。从这里放眼望去，左前方是宝塔山，弯弯的延河从山脚流过。河对面就是杨家岭，那是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

从延安时期起，中共中央就高度重视为将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培养干部。1937年中央党校将少数民族学员单独编为一个班，系列为第七班。桑吉悦希于1936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四方面军党校学习。1936年底，四方面军党校并入中央党校，桑吉悦希便成为了中央党校的学员。中央党校设立民族班后，他便进了民族班。

民族班有20多名少数民族学员。藏族学员有桑吉悦希、扎西旺徐、协饶顿珠、孟特尔、罗德干、沙纳，彝族学员有王海民、阿尔木呷、陈占英、瓦渣木基、潘占云，羌族学员有苏新，苗族学员有石邦志，土家族学员有彭祖贵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经历过长征，还有少部分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在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兼学员党支部书记和学校党总支委员。

那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到党校讲课，每周至少有一位中央领导来作报告。有一次，毛泽东在党校讲完课后，学员们自动列队到校门口欢送。

“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看到少数民族学员，毛泽东亲切地一个个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民族。问到桑吉悦希时，学校领导介绍说，他是少数民族班的班长。毛泽东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嘛！”听到主席这样说，桑吉悦希有些不好意思。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桑吉悦希回答后，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都很有讲究。”桑吉悦希解释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一位老喇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

毛泽东笑着说：“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并向少数民族班的全体学员招了招手，亲切地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就是你们说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悦希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于是，“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

从此，天宝便开始使用这个名字。从此，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入的中华民族11969个姓氏中，也便增加了一个当时仅为他一个人所独有的特殊姓氏。姓“天”名“宝”，也许这将是中华民族姓氏史上，最后一个由“天子”赐予的名字。而从此，那喇嘛为他取的藏名——桑吉悦希，就像他的藏族血统一样，成为了他一生中对遥远时代和家乡的回忆。

参加解放西藏的伟大进军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护其统治的主要精锐部队在战略决战中已被基本消灭，国民党政府濒临土崩瓦解，中国革命闪烁出胜利的曙光。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并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从当年的8月起，各方面的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着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时不远了。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新中国成立之前叫北平）召开，天宝作为藏族唯一的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从一个小“扎巴”，成为唯一代表藏族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而且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名流、海外归侨代表共聚一堂，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共商建立新中国的重大事项，这是何等的光荣！当然，天宝并不知道，这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北京之行，将会决定他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进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夜，新中国的第一次盛大国宴在北京饭店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共600多人出席宴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天宝应邀出席了这次盛大的“开国第一宴”。宴会之后，天宝在休息大厅遇见了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刘伯承握着天宝的手说：“桑吉悦希，我们就要进军大西南了，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去吧！”就这样，天宝从第一野战军转到了第二野战军，并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进军。

时间回溯到1949年7月。那时，政协会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然而，正当天宝和全国人民一样满怀兴奋地期待人民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遥远的青藏高原上却乌云翻滚，卷起阵阵寒流。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以防共为借口，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严重事件，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的电波，迅速传遍整个世界。一时之间，鼓吹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言论甚嚣尘上，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活动也更加紧锣密鼓。9月17日，西藏地方当局在拉萨召开官员会议，作出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决议”。“官员会议”之后，西藏地方当局迅速将“文武对策”付诸实施，竟然以“外交局”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狂妄宣称：西藏是“一直享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请不要将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俨然以主权国家自居。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还极力扩充军队、组织民兵，大肆准备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倒行逆施分裂祖国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别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藏族人民群众更感切肤之痛，无不义愤填膺，迫切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进军西藏事关重大。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并在重大问题上亲自决断。对于向西藏进军的主要方向，毛泽东曾权衡再三，颇费思量，最后批准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拟定以二野之18军担任入藏任务。”的电告。

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处理好复杂而敏感的民族宗教问题以及组织好修路和后勤保障等。解决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极其需要像天宝这样经历过长期革命锻炼和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1950年2月的一天，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约见天宝并下达命令说：“天宝同志，西南局和刘邓首长决定你参加进军西藏。”参加进军西藏，天宝并不感到意外。多年来党的培养，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在解放西藏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吗？

受命进军西藏以来，18军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既能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但却很少有过搞上层统战工作的经验，要说做民族、宗教工作，几乎是一张白纸。而现在需要重点做工作的对象，不仅是上层人物，而且是藏族上层人物，是藏族的土司、头人、活佛。要和他们打交道，做他们的工作，心中就更加没底了。

就在这时，天宝来到了18军。天宝是藏族人，当过喇嘛，熟悉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习俗，与藏族同胞打交道有着天然的优势。他又是参加过长征的藏族老红军，受过党多年的培养，曾在中央党校学习，又曾在延安民族学院深造，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参与过《共同纲领》关于民族问题的起草工作，并且是藏族中唯一的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以天宝的经历和身份，去做藏族地区上层统战工作，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天宝虽然在18军不担任正式职务，但他很快就融入到了18军这个战斗集体之中，18军的干部战士也都把他当作自己队伍中的一员，称他为“天政委”。

当选自治州首任州长

1950年8月22日，为解放西藏和平谈判而奔走呼吁的格达活佛，在前往拉萨途经昌都时，被分裂主义分子谋害身亡。格达活佛的遇害，标志着西藏地方当局事实上已经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西藏地方当局对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呼声置之不理，赴藏劝和人员和劝和团不是被拒之境外就是遭到拘押甚至杀害。更有甚者，西藏地方当局把武装主力和民兵8000余人部署到昌都和金沙江一线，决心要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军事对抗。

形势清楚表明，若不给予西藏地方当局顽固势力沉重打击，和平之门断难开启，和平解放西藏的善良愿望断难实现。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批复了西南局的“昌都战役”计划。

1950年10月初，发动“昌都战役”进入倒计时阶段。各路参战部队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之中。张国华、王其梅、李觉、天宝、刘振国等西藏工委领导成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昌都战役的实施作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中共西南局作出一项决定，调天宝到康定，筹备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为了“昌都战役”的顺利实施，天宝已经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向西康藏族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提供牦牛支援运输，还参与西藏工委对“昌都战役”的研究。在这个时候接到调令，对天宝来说太突然了。不过，无论是天宝还是张国华等18军领导都看得非常清楚，尽管从组织关系上天宝离开了18军，但是天宝在新的岗位上仍然与18军、与解放西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1950年11月24日，这是一个喜庆的节日！

这一天，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经过充分协商，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天宝被选为第一届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倾巴当选为副主席。这一天，沿折多河两岸的东西两条大街上人群如潮，秧歌队、腰鼓队、弦子队，将古城康定挥舞成了一条人群欢乐的哈达，鞭炮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响彻跑马山麓。当晚，康定四十八家锅庄燃起一堆堆篝火，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喜庆人民当家作主。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长，在自治州成立的当天晚上，天宝与自治州的人民一道，围着篝火跳了一个晚上的弦子锅庄，喝了一个通宵的青稞美酒……

中央为何选定康区建立新中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州？有什么特殊的重大意义？对此，天宝生前在接受《甘孜日报》记者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其一，康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辉的一页。1935年，“博巴政府”就是在康区的甘孜建立的，康巴儿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其二，康区是连接西藏与祖国各地的重要关口和纽带，是解放西藏的后方重地。康区自治政权的建立必定为解放西藏并在西藏建立自治政权做出榜样。其三，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为1950年3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6师胜利进驻康定铺平了道路。从此，康区揭开了历史新篇章。以上无不为中央所重视，并最终确定为我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立的首选之地。

天宝就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后，把协调甘孜地方支持、帮助修建进藏公路和机场以及组织动员群众支援18军进藏作为第一要务。一年后，18军先遣部队胜利进入拉萨，随后张国华率领18军军部抵达拉萨，各路进藏部队也全部进入了西藏各要地，完成了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