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锋

红四方面军在雅州受挫期间，正值中共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又名：张浩，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林彪堂兄，1942年于延安病逝，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其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执绋抬棺。）开完国际“七大”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陕北之时。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电告张国焘共产国际“七大”开会情况。张国焘接此电报如获至宝， 1936年1月6日，他致电林育英，从5个方面阐述了他与中共中央的路线分歧，表示以他为代表的“中央”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出面解决他与中共中央的争端。

面对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中共中央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其采取了团结态度。1936年1月16日以中共秘书处名义，把政治局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决议》详细内容电告红四方面同并转达二、六军团；22日，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命令他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分裂党的倾向；24日，一方面林育英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要他取消“第二中央”后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另一方面，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于同日（24日）致电朱德，希望朱德转告张国焘：“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成功地搭了一个梯子，让张国焘借此下台。

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的设想，经历了两个时期。

1935年5月30日前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大量文献表明，此时红四方面军认为：由于国民党出卖西藏给英国，号召这一地区的劳苦大众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必然能获得藏族人民的拥护。因此，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于6月5日作出《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准备帮助藏族人民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而挥师康北的思想，产生于接受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决议案后，虽然两次都移兵西康藏区，但前后两次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前者着眼于经营康、藏，后者着眼于帮助藏族人民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的同时，积极作好会合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的各项准备。

从军事形势方面而言，自1936年1月开始，四川省苏维埃境域及格勒得沙共和国境域的战局，对红四方面军已显得十分不利。东部：川军近20万兵力经过一个多月休整，开始从东向西压缩雅州红军阵地。南部：薛岳所率6个旅在荥经一带向北压缩红军阵地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并在局部地区向红军阵地发动“试攻”；北部：作为后方依托的格勒得沙共和国辖区（大、小金川流域），以绰斯甲土司为首的叛乱虽已基本平息，但在一些局部地区如丹东、汉牛等地，土头民团仍袭扰红军驻地，且邓锡侯所部已从东向西压缩金川革命根据地；西部：李抱冰部及刘元琮、余松琳溃军与红军激烈争夺大炮山、台站阵地，逐步向丹巴县城推进。情势日危，确定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已迫在眉睫。

三方面因素凑合在一起，构成了红四方面军确定挥师康北的巨大推动力。1936年1月28日，张国焘在宝兴召开的活动分子会上所作《艰苦卓绝争取我们的胜利》的报告，说明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是西进康北，在西康藏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争取与二、六军团会合北上，阐述了《康道炉战役计划》要点。紧接着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林育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请示了作战方向。

1936年2月中旬至3月初，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布了《康道炉战役计划》和《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为了更有利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西进康北时，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对外更名为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副总司令徐向前，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李卓然。以刘伯承为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司令员，率红三十军于2月下旬翻越党岭雪山向道孚等地挺进，开始正式向康北进军。